利有了，随之而来的名也没缺席。同一年，岳敏君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07年度风云人物”。这份名单上，除了普京，还有奥巴马和希拉里等人。岳敏君是唯一一个入选的中国人，也是唯一一位艺术家。《时代周刊》如此评价岳敏君：“岳敏君经历过新经济的繁荣，这些经历异常清晰地体现在这张脸上。这个笑容不仅仅滑稽可笑，它表达着在繁荣景象的阴影下，深度不安的情绪。被贴上‘玩世现实主义’的标签，这个笑容被解释为荒谬一切的玩笑，或者是生活中欢乐的形象在不可避免地走向灭绝。”
当被问及在入选《时代》周刊前，他是否得知这一消息，岳敏君说：“没有啊，之前完全不知道。包括天价拍卖，我哪里有这种商业判断力啊？《时代》的评语我看了，我觉得他们看到了物品的现实性。我的画，就是让很多观众一看，他能感受到中国人的社会状态和变迁。中国毕竟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商业社会的发展，从一个贫穷的很多人吃不上饭的国家，到现在的商业社会的繁荣。但是，人的内心，同时还带着对未来确定感的缺失，太多的不确定性。不管你是从事什么职业，你都感受不到未来。”
这一年堪称岳敏君的“奇迹之年”。当时艺术品拍卖市场当代艺术板块的记录里，前五名的一甲拍卖品，状元、榜眼都被岳敏君囊括其中，剩下的两幅，一幅是曾梵志的《协和医院三联画(第二联)》，一幅是张晓刚的《创世篇—一个共和国的诞生》。
岳敏君、傻笑人、中国概念在西方市场的走俏，并不是牛顿与苹果那般简单好运。早在奇迹之年的前十三年，岳敏君早已带着他那个“以后只要一提到笑就想到我”的梦，开始为傻笑人开疆辟土。
时间倒回到1994年。那一年，香港仍旧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国内的艺术气氛处于一种动荡后小心翼翼的复萌状态，在画布上释放自己的画家们抬起头，却总也看不到专业的画廊、专业的画家经纪人和专业的策展人。面对这种行业模式未建立而造成的作品输出困难，有些画家选择继续低头潜心作画，有些画家则在作画的同时，开始从中英街的那一头寻找出路。
比如说，岳敏君。1994年，岳敏君和同是画家的好友杨少斌在香港少励画廊的合作中，举办了双人展“竹帘后的脸”。两个在圆明园时代就熟识的好哥们，一起在这个语言不通的地方，贪婪地沐浴着市场、观众、评论家对他们的关注。这仅仅是从中国走向亚洲的第一步。
接下来，少励画廊为岳敏君争取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特奥莱美术馆的参展机会，这次名为《中国当代油画展：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展览，首次为岳敏君赢来了西方观众和他们的西方关注。其后，岳敏君开始大肆在境国外参展，香港、泰国、新加坡、日本东京、比利时布鲁塞尔、美国迈阿密、德国波恩、瑞士巴塞尔，岳敏君和傻笑人开始了全球的推广征程。
1996年的迈阿密艺术博览会，是岳敏君在国际艺术品市场的“Debut”。这个来自法语的单词，一开始指世家千金公子在16岁成人礼上正式亮相的首秀，以示进入社交界。而当时已经走过至少两个16岁的岳敏君，也在世界标志性艺术博览会上来了一个倍儿棒的亮相，走上了通向国际艺术市场的必经之路。
1996年、1997年、1998年，经验丰富的少励画廊让岳敏君的“中国概念”反复在西方市场亮相。终于，岳敏君自我推广历程里除了1994年赴港后最重要的一年来到了。与其说1999年是岳敏君的重要年，还不如说是因为岳敏君在这一年“碰上了”一个重要的人—乌里•希克。
乌里•希克起初是个商人，最早进入中国的商人，后来，这个熟悉中国地头的瑞士商人，被委任为瑞士驻中国大使。这位“本性难移”的瑞士大使，在中国后广泛收藏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在他湖心岛上建于16世纪老宅中，收藏了2000件中国艺术家作品，时间跨度为1970年代至今。
而乌里•希克最广为人知的能力，远非“鉴宝”，而是“相人”。在花无百日红的艺术界，人人自危，以防遇见西方俚语所说的：“One day you are in, the next day you are out。(今日你踏足艺术界，明日你就可能被挤出。)”而乌里•希克，这位瑞士伯乐，最擅长的，则是发现能够“百日红”、“千日红”，甚至“一世红”的画家。他就相当于艺术界的迈达斯国王，金手指碰碰谁，这个昨日还寂寂无名的潦倒画家，可能在第二天就成为上流艺术市场的宠儿。换句话说，乌里•希克是中国当代艺术品在西方形成话语权和引起市场关注的重要推手之一，获得他的青睐，基本上保证了岳敏君在西方市场上的光明未来。
1999年的岳敏君，获得的不仅是乌里•希克本人想要收藏他作品的好感。和乌里•希克一起来到岳敏君宋庄工作室的，还有威尼斯双年展策划人哈洛德•塞曼Harald Szeemann，和塞曼带来的邀请—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开放的边界》的邀请函。
这当然不是岳敏君的第一次威尼斯双年展，这艺术界的奥斯卡，早在1993年就见证了栗宪庭和岳敏君等14位中国艺术家的首秀。但1993年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威力，却远不及1999年的双年展。塞曼史无前例地邀请了二十多名中国艺术家参展，占当届艺术家总量的五分之一，而当年的国际艺术大奖也由中国艺术家蔡国强夺魁。艺术家和艺术品的数量、质量都掀起了当年国际艺术界的“China Fever(中国热)”，令中国艺术家形成了国际艺术界的新锐力量。
在这一届威尼斯双年展开幕式简短的五分钟发言中，塞曼特别提到了中国当代美术。他说：“在展览前夕有人问我，为什么这次参展的中国艺术家这么多。我回答，最近两年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对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介绍，我认为他们很好，有中国人自己的幽默和智慧，我们没理由拒绝他们。”他说完，台下掌声四起，经久不息。
同去参展的杨少斌也颇为乐观地评价：“我看过45届威尼斯双年展的画册，那是首次有中国艺术家参展的双年展。我觉得本次双年展比那一次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仅仅相隔六年，却完成了一次飞跃。这次展览以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为主，水平相当高。西方艺术家的作品水准非常棒，但给人的感觉比较冷，这可能与环境有关。而中国的作品与人比较接近，亲切，温暖，有人情味儿。 我认为这次之所以邀请了这么多中国艺术家参展，主要是西方人自己觉得西方的艺术在萎缩，而中国却还有可能性。”
与杨少斌相反，回忆起让中国艺术家风风火火的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岳敏君的看法则更为悲观，或者说这是一种柏杨式的自省，也或许这是傻笑人自我审问的一部分。“那届双年展非常好，中国艺术家很受关注很轰动，但我认为我们与西方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不是制作上的，而是在思想上的，根源上的。中国艺术家与西方艺术家永远都不会是平等的，就像足球。西方艺术像一个很大的胃，中国艺术在其中很容易就被消解了。西方的那个胃不是生硬的，西方能消化一些对他们有用的东西，而我们的这个胃已经退化了，对好东西吸收不了，对坏东西也无法鉴别。这次展览，中国艺术家给西方提供了一个视点，我相信几年后西方艺术家就会放大中国艺术家的长处，而将之完全变成自己的作品，而中国艺术家所能起到的作用最多也就是抛砖引玉。”岳敏君说。
即使对中国艺术家在国际市场上的未来走势怀有担忧，中国热、乌里•希克的青睐和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还是为岳敏君个人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千禧年，世界范围性互联网泡沫的崩塌和相关概念股的大幅跳水都为本就红火的艺术品市场加一把柴，似乎更为保守的艺术品投资方式又开始在网络时代迎来了第二春。
2000年，岳敏君在伦敦举办了个展《红色的海洋：岳敏君作品展》。策划者不再是香港或是海外的艺术机构，而变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画廊。伦敦，这个从1994年到1999年都没有和岳敏君“邂逅”的欧洲最重要也最活跃的艺术品市场，终于迎来了这个极具代表性的中国当代画家和他自我复制的偶像作品。
岳敏君顶着“国际当红中国当代画家”这个略显拗口的帽子，先后接受了BBC和CNN的访问，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岳敏君—或者说得更广泛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关注，为进入西方市场创造了强势的舆论基础。
2005年乌里•希克拿出自己的藏品，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的美术博物馆举办了名为《麻将：希克中国现代艺术收藏展》。与此同时，从2000年直到2007年，岳敏君的上拍作品以及成交率也在稳定的攀升中，除了2002年两幅上拍作品均流拍之外，每年上拍数量几乎呈直线上升，2000年仅有一幅上拍，发展到2005年的8幅，到了2006年，这一数字夸张地增长到49幅，而成交率，也保持在最低比率高于七成的水准。到了2007年，仅头十个月，上拍的30幅作品就成交了28幅，成交率高于90%，而当时岳敏君尚有12件作品在预展中。
不叫致敬，叫利用
谈自己
“别再想。就只想成为一个更自由的，不要受太多东西的控制和影响。千万不要想着自己会怎样被人记住。人不要有这种的奢望。不是说希望与不希望，而是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自己要考虑的问题。这不是自己要考虑的问题，这样很累，会背负着包袱。”
褒奖来了，市场来了，批评和口水也跟着来了。年青一代的批评家毫不吝啬地泼洒着他们的质疑，“过度自我重复”首当其冲成了他们质疑的要点。
青年艺评家盛葳说岳敏君，“思想的乏力与创造力的丧失使得这件作品成为一大批作品的代表，除了复制自我，艺术家该如何进行创造？”同是青年批评家的孙冬冬则显得更为直白：“艺术已经够悲剧了，岳敏君为何还在傻笑？”
抛开这种在2007年岳敏君国际爆红后甚嚣尘上的质疑言论，静下来看看岳敏君的个人网站上的作品列表，这种质疑似乎显得有失公平。就像评论家杨卫说的那样：“他的‘笑脸’太具有典型性了。他一边继续创作笑脸，一边尝试新的系列，两条腿走路。曾经的‘笑脸’是一个共有经验。在佩斯北京‘路’这个展览上他试图把共有经验纳入到个体的深度经验里，通过自身的深度经验再去感染观众。我觉得他通过这样的转型，作品更加深刻了，要有一定的阅历的人，才能跟他的作品产生撞击。”
“傻笑人其实这二十年来有一些变化，那时候笑得没有那么夸张，也没有那么稳定的状态，可能那时候笑没有那么夸张，现在可能是比较夸张一些。一开始我觉得等于找到一种说话的方式，可能在运用上会比较广泛一些，那时候确实创作了很多那一类的作品。”岳敏君说。
他说的这种变化，除了体现在傻笑人身上，也体现在傻笑人所处的画面环境上。岳敏君用傻笑人这个标志性符号，“改编”了一系列名画。例如浪漫派代表德拉克罗瓦的《西阿岛的屠杀》、维拉斯•奎兹的《教皇》以及弗朗西斯科•戈雅的《处决》 。
“马奈根据这张作品(戈雅的《处决》)也画过一个作品，到毕加索也画过这样的作品，他们都对这个作品有所阐述，像《教皇》这个作品最早是维拉斯•奎兹创作以后，我记得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也创作过类似的作品，名为《尖叫的教皇》。他可能感觉在教皇权力的背后、宗教权力的背后隐藏着很多人类心理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些作品都反复诉说了交织在痛苦的时代和人性的过程的一种焦虑。”岳敏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