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笑人岳敏君的成名史，很大程度上吻合了中国当代艺术品和艺术市场的发展史。他自称只是‘画画儿的’，不懂商业坚持创作，却对商业这个东西看得玲珑剔透。他说我们之匮不是商业，而是文化。
“这些都是老师最新的再肖像系列，准备参加年底澳门的展览还有明年法国展的。”
说话的是岳敏君负责对内事务的助手，小伙子二十出头，计划着还要在这里继续待下去，因为“感觉老师身上还有很多能学的”。
这些准备参展的作品们，整齐地排在工作室的墙边。画面上的人物是切到近景的胸上肖像，脸上像是皲裂，爬满了一条条的黑色纹路，连带着原本有些安迪•沃霍尔的色调都新奇了起来。
“这一幅画的是老师的女儿，这一幅是老师的太太。”小助手介绍。顺带介绍了这一系列的创造方法：将旧照片打印出来揉成一团，以期在重新展开后的人像上迎接数不清的随机皱褶。用墨笔随意地滑过皱褶，任由墨汁沾染了折痕的峰，看上去像用还没按照黑线折好的3D打印面具。最后，再按照这相片，开始创作。
洗好对着相片画的创作方法依旧，只是傻笑人不再。岳敏君说，时机未到。“(傻笑人)画得没以前多了，但一想起点儿什么事就还是会画。”
每天早上十点左右，岳敏君就准时来到宋庄的工作室，坐在当时完成《审问》那场行为艺术的地方，在自然光里静静地画一整天。冷清的砖墙包围起空旷的屋子，显得房间中央的那个老式火炉很是孤单。
火炉旁的废料箱里，摆着不要的画框，留着冬天生火用。木料的最上面，还躺着一张过期的 《南方周末》头版。四处都堆满了岳敏君的作品，地上、墙边、书桌、画架。
“每个画家的喜好不一样，我就喜欢这样家徒四壁的感觉。”岳敏君说。除了在艺术圈里越来越流行的光头，岳敏君还是与众不同的地方更多一些，就像当年他自己策划的那场审问，前来助阵的媒体审问者语带呵斥，不过是为还原当年“我刚来宋庄的时候，曾经被小堡村派出所带去”的审问。
这个语速偏慢、话不多的光头画家，早就习惯了在自己的画作里重复着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审问。他的画里，有傻笑人、教皇、有荆棘环。他的另一些画里，没傻笑人，有总统府、傅抱石、毛泽东和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的单人沙发。画布上所有的政治、宗教、历史场景呈现，或许都无关宗教，不谈国事，只是一场画家对画家自己的无声审问。
傻笑、偶像、岳敏君
谈文化
“我们什么都没有，你看现在，现代社会，有什么是我们发明的？我们不去考虑创新，只是在重复。如果说，对当代艺术，对自己的作品抱有什么期望， 我希望是，它们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思维，一种新的绘画形式。我一直在努力。”
开着车在小堡村里转了几个圈，宋庄美术馆从右侧车窗换到左侧车窗，又再次换到右边，时间过去了一刻钟，依然没有找到岳敏君工作室。停下车来，急得满头汗的摄影助理跑去宋庄美术馆斜对面的画廊问路，末了只带着的一脸沮丧回来，“他们说不知道，不认识岳敏君是谁。”
几经波折，终于在一条窄巷里找到目的地。红砖墙的院子门口，正堵着一台起重机，半截傻笑人的铜雕在工人的吆喝下被高高吊起，被“腰斩”的傻笑人依然没心没肺地咧着嘴，臃肿的轮廓恣意地摊在卡车厢上，像极了案板上片好的熟牛肉，闪着一样的彩色金属光泽。岳敏君慢慢地从院子里走出来，看着雕塑解释，“这是运去上海参加当代艺术展的，他们觉得我的雕塑可以，就挑了两个。”脸上表情严肃，丝毫不见当年傻笑人的影子。
在岳敏君工作室的书桌上，当年表弟给岳敏君拍的傻笑人照片放在桌子不起眼的角落里。画面上的他光着上身光着脚，只穿着一条六七十年代最常见的深蓝色工作裤，上半身拧巴着往前探着，光头、闭眼、傻笑。一如他自己画布上的傻笑人。 你可能不知道岳敏君，但你一定见过傻笑人。大笑的嘴巴占据了二分之一的脸部，这个闭着眼睛大笑的粉红色人，以各种造型出现在各种标志性的场所。
“90年代初开始画傻笑人，这不是一个偶然，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很多艺术家其实也都莫名其妙地画一些笑的人。”岳敏君回忆道。
岳敏君喜欢“利用相机拍出我所要的姿态或者状态，拿着这个照片来进行创作”这样一种绘画模式。一开始他花钱请模特，后来找身边“形象不错”的哥们儿，再后来，岳敏君开始画自己，“后来我没钱请不起模特，只能画自己了”，说起这段往事，岳敏君喜欢这样自我调侃。
而不断在画布上重复自我的真正原因，则是“后来我觉得在画笑的过程当中如果我画符号式的、固定式的这种笑的时候，重复这种方式来创作我觉得完全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人，而不是要画很多不同的人，最后无法塑造出一个典型的形象。通过不断画朋友认识到这一点，大概经过四五年以后就固定下来，而且在画傻笑人的时候主要画自己”。
关于作品里铺天盖地的傻笑人，岳敏君还有这样一个小段子。岳敏君画布上的傻笑人一直有着或中长或短的头发，但画布外的岳敏君，则经历了从“齐腰长发”到“头上无毛”的极端。 “我和刚从美国回京的徐冰去北京西郊的圆明园画画，碰到岳敏君，他的头发长长的，一看就像是个另类的、前卫的艺术家，或者调侃一点儿描述，更像是一位京城的‘顽主 ’。”策展人冯博回忆起1992年第一次见岳敏君的时候。
“一开始我留着长发，梳着小辫子。后来2000年去云南的时候太阳晒得挺厉害，帽子底下的头发也乱七八糟的，突发奇想就剃了光头。(傻笑人)可能需要维系原来的形象状态，所以一直头上还是有头发的。”岳敏君说着说着，不自觉地用没夹烟的那只手摸了摸自己的光头。
网上流传的关于“宋庄小流氓敏君头上揪辫子，好友方力钧力劝敏君得光头”的段子也被证明是以讹传讹，“没(1994年)那么早，我2000年才留光头。”
“我有一个野心，”岳敏君曾经提到过，“以后让所有人只要看到笑的东西就想到我，而且只能是我，不是别人。”这时的岳敏君，和他看似沉静的外在形象不同。这个在大庆做过石油工人的艺术家，怀揣着的，除了才华，还有野心，征服世界的野心。
自我审问不仅限于追求成功的野心，更多是画家和自我在画布上完成的一种对话。岳敏君在画布上不断地画出各式各样的傻笑人，也是不停在追问自己，追问画布上的那个分身，为什么只能傻笑。“之所以这个人傻笑，是因为他感觉到迷茫，不知所措，只能用最原始的一种表情来展现在世人面前。” 艺术评论家栗宪庭早在90年代就提出，岳敏君是“肤浅偶像的制作者”。栗宪庭说“他的语言方式是反复用自己的形象作模特儿，摆出各种怪异、可笑的动作和嬉皮笑脸的表情，并通过对这些动作和表情的自嘲性描写，表达出当今空虚无聊的精神世界。类似商业广告的简单画法，艳俗、单调的色彩，都突出了一种肤浅、幽默和百无聊赖的气氛。岳的作品最具特色的，是兼有波普和招贴艺术的强烈符号性和简洁的视觉力量。”
岳敏君宋庄工作室书桌旁边的地上，摆了一幅玻璃框子的扇面，公整的隶书在洒金扇面上排着队，后书“好友栗宪庭 赠”。这个好友栗宪庭，圈起了画“傻笑人”的岳敏君，画“大家庭”的张晓刚，画“大光头”的方力钧，还有画“大批判”的王广义，给他们四人贴上了一个同样的标签，“玩世现实主义”。彼时，海峡对岸的偶像剧《流星花园》正在内地热播，而这四个作品拍卖价格多年居高不下的第一梯队，也被艺术品拍卖市场合称作“F4”，各有自己独创偶像符号的画家们被跟偶像小生们对号入座。对此，岳敏君本人则显得有些无奈，“‘F4’这个说法本来就挺可笑的。难道市场价格低了，或者是无人问津的时候，就要选择自杀吗？”即使要生活，艺术家的创作探究，还是小心谨慎地和金钱、和市场保持着一段相对平衡的距离。生活困窘时如此，海外扬名后亦如此。
奇迹是怎么炼成的
谈走向
“我哪懂什么走向啊。反正我就觉得，不管过多少年，还是要有人从事艺术创作。这对人类很重要。艺术是感知和了解世界很重要的途径。不管它是好还是坏，只要不断创作出新的绘画原理。那至于其他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去支持，喜爱新的创作。这个民族不是特别热爱创新这个东西。这个也不知道该怎么改变。”
回顾岳敏君的成名之路，仿若在总结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行情。2006年纽约苏富比春拍之后，当代艺术第一波行情正式启动，方力钧与岳敏君冲进一线艺术家行列，两人也因创作一直未偏离“玩世现实主义”而成为这一流派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紧接着，2007年，纽约苏富比春拍，岳敏君的《金鱼》以13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100万元的价格成交，首次突破千万大关。6月的伦敦当代艺术拍卖会上，其作品《教皇》拍出214万英镑。10月，他的《处决》在伦敦苏富比拍出了590 万美元，约4400万元人民币，再次改写了其个人作品拍卖纪录，并刷新了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的世界纪录。2008年，尽管金融危机来袭，他于1993年创作的《轰轰》依然在香港佳士得春拍上拍出了约为4814万元人民币的天价。
拍出天价，在岳敏君看来，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金钱上的轰动，才能吸引更多的普通人来关注当代艺术。“那个时候市场的繁荣，让许多民众关注起了当代艺术。早在90年代，所谓的做当代艺术的，他们在欧洲已经很有名了，但在中国，就是限于艺术行业圈内。而要为大众所知，就只能靠‘神话般的、天价拍卖’。其实那些都不是问题，因为在一个短期的时候，能够提高艺术家的知名度，从而获得更多的有利条件来创作。这不是件坏事，对吧？价格是最直观吸引人的东西，它更广泛。你看，如果放在10年前，90年代的香港艺术博览会，哪里有那么多人关注，都是老外。可是现在，关注的人多了，艺术家的地位也提高了。这点来说，我觉得是好事。”岳敏君评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