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之下，左拉虽出身寒门，但具有兼善天下的胸襟，关怀面从文学专业扩及其他文化、社会及政治领域。他对所处时代的各个层面均有独到的洞察力，更对影响大环境的重大事件保持关心及介入的热忱。左拉在巴黎刻苦奋斗，比塞尚早成名，特别是1878年的小说《酒店》不但畅销，而且搬上剧场舞台大受欢迎以后，功成名就，版税源源而进，得以买地盖屋置产。但是他并不持盈保泰、安享成果，而是随着成名愈发热心社会公益。1889年，作家吕西安·德卡夫发表了一本题为《士官》的著作，遭到司法机关的侦办，左拉乃愤而与44名作家联合签名在《费加洛报》公开发表声援的请愿书——《一次抗议》。请愿书有如下的开头：

诉讼是应陆军部长的要求在一次关于写作自由的立法讨论之前，针对一本书提出的。我们联合起来表示抗议。（1889.12.24）

9年后的1898年，左拉再度与法国陆军部杠上，这一次更是单枪匹马挺身而出。起因是法国陆军部为了抚平普法战争挫败后的法国羞愤情绪，竟然将未具有犹太血统的上尉军官德雷福斯（AlfredDreyfus）当替罪羔羊，污指他出卖法国陆军情报给举国共同的敌人——德国，经由军事秘密法庭裁定叛国罪，不但拔掉他的军阶，还流放到恶魔岛终身监禁！他的家人四处奔走营救都碰了壁，只得求助具有正义感的左拉，左拉深入了解实况，认定德雷福斯是无辜受害，于是毅然草拟了一封给法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发表于1898年1月13日的《曙光报》。

《我控诉》揭发全案的内幕真相，悲愤、激情跃然纸上，影响深远，成为法国甚而整个欧洲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历史文献之一。《我控诉》在1898年初发表，无疑给当时的法国社会投下惊动人心的震撼弹。这封公开信公然指控当时权倾国家的军方诬陷忠良的滔天罪行，军方乃发动排山倒海的力量向左拉反扑，逼得左拉逃到伦敦避难。《我控诉》引发的举国惊涛骇浪，激荡一年以后，政权改组使“德雷福斯案”获得翻案重审的机会，终至平反昭雪。《我控诉》发表４年后的1902年，左拉黯然去世。在论及《塞尚书简全集》时，特举出《我控诉》不是节外生枝，而是要强调出左拉——挺身捍卫人权的大无畏心灵，他正是塞尚生平最重要的挚友。但塞尚写给亲朋好友的书信中竟然只字未提。这种不合情理的疏离，常被归咎到1886年的一件事。该年左拉所著“鲁龚·马卡尔丛书”的一册《作品》连载发表，随后成书出版，书中人物几乎取材左拉交往的作家与画家。其中受挫的天才画家克劳德·兰堤埃（ClaudeLantier）被认为是影射塞尚，而刺伤了塞尚的自尊，以致两人的友谊结束。在有关印象派的年表中均有注明。

这封信看来不像绝交函。不过因为是史料整理，公认是塞尚给左拉的最后信函，而有两人断交的结论。针对这一点，笔者的看法是保留的，认为有心结而疏远可以说得通，绝交应还不至于。否则塞尚不会在1902年9月获知左拉去世的消息，号啕痛哭并整天自我关闭在画室中。终其一生，除左拉之外，塞尚又哪里能找到如此刻骨铭心的友谊？

其五是，自1864年立志当画家一直到死为止，塞尚专注于绘画创作的研究，但他不善高谈阔论，也不喜成群结派的运动，更不适应热闹喧哗的场面。正当印象派经由团体展的运动累进而蒸蒸日上之际，塞尚没有陶醉在躬逢其盛中，反而离开巴黎回到故乡艾克斯，离群索居，埋首作画。这主要是由于塞尚的绘画观逐渐成熟，而发现与印象派同道有所不同，为了坚持己见，有必要远离新思潮旋涡，恢复孤独而单纯的环境，全心钻研自己想要解决的绘画课题。塞尚与印象派同道一样都热心现场写生，最大的不同是塞尚认为大自然的启发不只是光与色彩的交织而已，而潜藏更丰富、更值得深入发掘的造型奥秘。

塞尚所留下的书信，绝大部分都在礼尚往来中谈论生活细节、现实遭遇及往事心情、感受，要不然就是有关画坛中所接触的人、事、物的种种际遇。真正谈到绘画思想的是晚年与年轻朋友的通信，这些侃侃而谈留下了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珍贵史料。塞尚晚年，不但思想成熟，创作风格也独树一帜，逐渐赢得后起一辈具有新头脑的画家的欣赏与敬仰，他们纷纷接近他，跟他交换意见、请教问题，如加斯克（诗人）、奥兰舍（诗人）、卡莫凡（画家）、德尼（画家）、贝尔纳（画家）⋯⋯塞尚就跟这批后起之秀成为忘年交，尤其是与新兴纳比派（Nabis）画家埃米尔·贝尔纳的通信笔谈，最值得重视。

以上列举出的绘画观笔谈中，最重要的观念无疑出现在1904年5月10日写给贝尔纳的信中所透露，塞尚点出了“以圆柱形、球形、圆锥形来处理自然”的主张，这是前所未有的创见，后来被发扬而成为美术史上最具启发性的经典理念之一。由此导出了以简单几何形体分割与重组自然的立体主义。塞尚之所以会提出突破性的创见，显然是基于深入观察与研究自然所悟出的造型结构逻辑。然而仔细观察塞尚的言论及画作，又令人感觉到所谓“以圆柱形、球形、圆锥形来处理自然”并没有全然落实于创作，无论从静物、人物或风景等题材的画都是如此。虽然塞尚随着年岁及历练的增长，个人的创作风格益发鲜明突出，但他始终维持一贯的信念——接触自然，观察自然与研究自然。直到逝世前一个星期仍然拖着疲惫的身心在户外菩提树下写生，然后筋疲力尽地倒下。

塞尚奋斗到生命黄昏给予后生晚辈的开示，是要他们摆脱对过去大师的盲目因袭，强调直接面对大自然的感受与研究远比来自卢浮宫的印象及美术史的知识更为重要，同时也是与文学有所切割以回归自然，体验出具有个人性的知性观察。

但是，塞尚死后产生巨大影响力开拓出的崭新局面，却与塞尚生前所坚持的信念大相径庭。由塞尚启导出的立体主义乃至抽象主义浪潮所及，皆不约而同在致力远离自然、摆脱自然及舍弃自然以巩固绘画本位的工作，其主要意义在彻底纯化绘画造型语言的革命，如此现代主义扩张发展的世纪，恐怕出乎塞尚生前的预料。因此所谓承先启后的历史演变逻辑，是值得再深入研究的课题。

贯穿从塞尚相关书简中归纳的五点心得，可以重新建构塞尚的历史形象。依我看来，塞尚其实是西洋美术史上一位相当幸运的大师。他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从小一直成长在父亲雄厚经济实力的呵护之下，可说从未受到贫困所迫。他的青春期又落在新时代的开拓期，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与科学的观念逐渐扫除了传统成见及迷信的积弊，实证主义哲学的崛起，更鼓励艺术家勇于摆脱形而上的教条，改以观察及实验来了解世界，在脚踏实地探求自然真相的风气冲击下，学院主义的金科玉律及官方沙龙的权威性均面临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中产阶级也逐渐取代封建贵族成为文化的支持阶层。1861年，塞尚来到巴黎，正好是浪漫主义及写实主义过渡到印象主义的时机。塞尚进入人才荟萃的大都会，就实时获得机会被引介入走在时代前端的绘画团体，受到新观念的熏陶，并躬逢其盛地目睹德拉克洛瓦及库尔贝的展览，聆听华格纳（R.Wagner）的音乐，更可贵的是得到至交文豪左拉的多方支持及鼓励。塞尚虽然起步根基较弱，但他的冷静，用功及特有的创作气质，实时得到马奈、莫奈、毕沙罗、雷诺阿等这些有分量的同道们的认识及肯定。即使在官方沙龙展的一再落选及参加印象派团体的出品受到抨击与嘲讽，也不足以阻碍他的绘画研究进程。更何况既有体制的纠葛，并不影响他的现实生活。他能坚持自己的绘画信念并不懈地努力。

在与当代的同道相较之下，塞尚最出众的地方是他发现了问题，而此问题乃是美术发展史上居于关键地位的，那就是务必在新的时代重新建构绘画的坚实形式。他初到巴黎时特地到卢浮宫观摩，对于古典大师普桑（NicolasPoussin，1594—1665）名作上所呈现的微妙平衡感的画面结构，甚为倾心，曾经加以临摹。但他不想追随普桑从古典金科玉律的研究与应用中形塑绘画的结构。他认为应回到可接触可观察的自然现象层面上探寻崭新的造型结构法则。当印象主义运动声势逐渐上扬之际，塞尚就独具慧眼地看出了潜在的危机，印象派绘画一意沉醉在光与色的搬弄而模糊了造型，松散了结构。

因此，将发现的问题带回到孤独而自在的创作环境中加以研究解决，我想这就是他毅然离开巴黎而回故乡艾克斯的原因。塞尚就从面对自然写生来探索潜藏于造化中的造型结构的平衡奥秘。绘画基本上是固定性的平面，因此在既有的物理条件下，仅能表现单一视点下的自然景物，传统的绘画均经由透视法、解剖学及明暗法等来经营具有三度空间的立体错觉绘画。塞尚同样必须面对将存在于三度空间的景物搬进二度空间画面的问题，但他不全然靠营造错觉的手法。他全方位地观察自然，不局限在单一的视点，多重视点的综合，他重视的是整体结构的效果，无论人物、静物或风景的题材，逐渐拂拭了细部的描写，着重大而化之下色面与色面的整体关系，赋彩的笔法也就不依客观题材的殊相来调整，而是以类似的笔触去统驭描绘整体画面，使作品产生一种贯穿画面空间的韵律感。到了晚年，塞尚画面上的题材景物渐被层层色面所分解，而产生色面环环相扣的紧密组织结构。尤其是著名的“圣·维克多山”连作，更显示了对同一题材进行不断探索的浓厚意味。这一系列的连作充满了多重而丰富的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