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英国在海德公园开风气之先地举办盛大的“水晶宫博览会”（展品展示在钢铁与玻璃所造的建筑物中）以后，其炫耀工业革命以来的产品开发、经贸发展及生活文化水平的盛况，激发当时竞相仿效的世纪风潮。法国不落人后，也随之在四年后的1855年举办更盛大的万国博览会。除了展现工业生产力及经贸实力之外，最别出心裁的是，特地单独辟建美术馆，以隆重展示当时名震欧洲的两位大师安格尔（Ingres，1780—1867）及德拉克洛瓦（Delacroix，1798—1863）的名作。从此，鲜明地标举法国以艺术立国，并自认有责任将先进而优越的法兰西文化艺术，宣扬传播到世界各国；除了致力专业上的整理、研究、展示、推广以外，最有效的传播方法，就是将公认的顶尖不朽的绘画大师，登印在最大众化流通的钞票面额上，代表一种国家的标志及历史性肯定的殊荣。首先登封在百元法郎钞票面上的是浪漫主义巨匠德拉克洛瓦，接下来的就是有现代绘画之父称誉的塞尚（PaulCézanne，1839—1906）。
德拉克洛瓦的巨型代表作如《自由女神引导大家》《基奥岛之屠杀》《苏丹纳伯路斯之死》等史诗般激情的画面，扣人心弦，早已高挂卢浮宫大厅供人瞻仰。反观塞尚留下的画作，虽然众多，但无德拉克洛瓦大作般散发出戏剧性激动人心的魅力。然而，塞尚却被美术史家一致推举到现代主义艺术发展体系中泰山北斗的先知地位。因为塞尚“貌不惊人”的画作，在专业领域内，隐藏着巨大而深远的启发性，公认现代主义潮流中最重要的立体主义及抽象主义是源自于塞尚绘画的启迪。因此，从19世纪以来，以至于20世纪的前半期，西欧强势文化，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冲击着世界各地的欧化地区，在现代主义形成主流的大趋势下，塞尚的影响力，也就凌驾德拉克洛瓦之上。许多后进地区艺术学者及创作者，竞相研究塞尚的绘画思想，在远东地区的日本、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生的美术工作者投入塞尚“门下”者大有人在，以从“现代绘画之父”的艺术中，探索出迈向现代主义的门径。在台湾，李石樵、陈慧坤、庄世和、许武勇、陈德旺、金润作、廖德政⋯⋯都曾研究塞尚的绘画并深受启发。
不过欧化后的近代区域研究与了解塞尚，也不约而同地通过西方艺术学者提供的论述，这些论述各显神通，观点并不一致，难免派生溢美与过饰之申论，而无形中将塞尚神格化了。神格化的论述容易令人着迷，到底“现代绘画之父”的地位太崇高了。许多添加上去的颂词，也就轻易渗透人心而成为理所当然的成就，蒙蔽了心智的成见。为了正本清源，来自艺术家本尊所遗留的第一手文本史料，也就成为探索真相的珍贵参考文献，那就是塞尚生前亲笔写出的以及亲朋、好友、同道写给他的所有书信。这些书信所透露的情感及思想的点点滴滴，可拉近塞尚与我们的距离，让我们感受到塞尚人性化的一面，也可从中透视出更清澈的美术史视野。
1929年，中国上海举行当时南京政府教育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大展开幕之际，突然引爆了惊动画坛的争辩。针锋相对的两位主角就是徐悲鸿与徐志摩。这两位分别代表当时中国画坛与诗坛望重一方的精英，就第一届全国美展的方针路线问题产生各持己见的争辩。而辩论的焦点之一，正是对塞尚的看法及评价。徐悲鸿抨击塞尚之流作画草率，“一小时可做两幅”，其之所以成为大师，只不过借画商之操纵宣传而扬名，因此不足为范。徐志摩则挺身为塞尚辩护，除了对徐悲鸿的观点表示难以理解之外，更进一步肯定塞尚：
如其在艺术界里面也有殉道的志士，塞尚当然是一个。如其近代有名的画家中有到死卖不到钱，同时金钱的计算从不掺入他纯艺术的努力的人，塞尚当然是一个。如其在近代画史上有性格孤高，耿介澹泊，完全遗世独立。
事隔半个世纪的今天，经由塞尚生前所有相关书简史料的研读，来检视当年徐悲鸿与徐志摩的论辩，就会发现他俩对塞尚的看法其实都不正确。仅从印象派发展的年表及塞尚书简中，即可轻易窥探出塞尚在出道时就渴望成名，并热衷出品官方沙龙展，也希望售出画作。同时，塞尚之所以受到重视乃至成名，并非由于画商的炒作宣传，而是受到当时画坛同道的赏识。高更（PaulGauguin，1848—1903）早在1876年就独具慧眼地购买塞尚作品，他收藏的塞尚创作于1880年的《静物》，即为西方美术史上一件重要的名作。塞尚到了晚年已经实至名归，他比梵·高（Vincentvan Gogh，1853—1890）及高更长寿，得以在晚年亲身享有一生努力耕耘的收获。这些事实都可在塞尚的相关书简文献中得到印证。
塞尚亲笔书信首先公之于世是在1907年，即塞尚去世后次年，由塞尚生前的忘年交纳比派画家贝尔纳（E.Bernard）出版《大师回忆》中附带发表塞尚写给他的信。随后在塞尚逝世31年后的1937年，由法国美术学者约翰·李华德（JohnRewald）搜集207封信编辑成册出版，后来添增到233封，于1978年以《塞尚书简集》问世。
再接下去，素有日本的法国美术权威之誉的神户大学教授池上忠治，在留学法国期间，曾致力研究塞尚，收集有关塞尚书简的相关资料，并特地前往巴黎国家图书馆探索馆藏的塞尚书简，并于1964年编辑出版日文版，使池上忠治的日文版后来居上地成为资料最为翔实的塞尚书简集。
2007年由潘襎教授翻译，艺术家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塞尚书简全集》，足足晚了法国70年，晚了日本43年。然而，晚到的后进者也有迟到的优势，那就是能从容地网罗先辈成绩，潘教授得以根据法文、日文及英文版本相互对照编辑翻译。他特地将译本原稿寄给我过目，要求序文，使我得以先睹为快，也给予我一次虚心求知的机会。详细阅读全文以后，的确收获良多，涉猎不少一般西洋美术史书籍中鲜有的数据，因而拓开出对塞尚及其时代的新认知视野。在此，略谈先睹为快的心得。
其一是，所谓印象派三大家给予人的印象，大致是高更叛逆，梵·高狂热，塞尚则是冷静。美术史家笔下描绘塞尚的人格特质，似乎是严肃、孤僻而生活规律的绅士，以与他冷静的绘画构思相呼应。但从塞尚写给至交好友的信中，却赤裸地透露塞尚年轻时与正常人一样的年少轻狂，看到漂亮的女人容易引发性幻想，并单相思。最特别的是还会将他的单相思与性幻想形诸诗文，向他的朋友倾吐，而倾吐的对象正是感情丰富而文采四射的左拉（ÉmileZola，1840—1902）。其中有两段自我陶醉的诗文颇为传神。
其二是，塞尚内心富有浪漫气质，当然适宜往艺术方面发展，但塞尚的父亲则是成功的金融企业家，以务实眼光期待儿子的未来。因此强制指示塞尚学法律。偏偏塞尚讨厌法律，曾在与左拉的通信中强烈表达对法律的厌恶感，并加以诅咒，不惜赋之诗歌。
在艾克斯法学院苦熬两年多以后，终于在母亲与妹妹的支持下，勉强说服父亲允许他到巴黎开拓绘画前途。塞尚特地去信请教在巴黎的左拉有关生活的现实问题。左拉以他的经验详细列出清单，认为到巴黎生活，省吃俭用每个月125法郎应足够。结果，塞尚的老爸慨然给不听话的儿子每月150法郎以供开销。可见老爷子虽然严厉但仍然心疼爱子。不过老父希望塞尚回头务实的压力依然存在。塞尚第一次到巴黎不到半年即适应不良而返乡，马上被父亲安排到银行做事。数月后，重燃信心再赴巴黎。不难想象父亲如影随形的务实压力，驱使塞尚渴望在巴黎早日成名，以向父亲证实自己选择的正确性。也许这就是塞尚热衷参加官方沙龙的主要原因。官方沙龙在当时已显保守与专断，但权威性仍旧高高在上，是当时最重要的艺术竞技场。塞尚的作品角逐的记录却是挫败连连，羞愤之余，曾在写给毕沙罗（CamillePissarro）的信中怒骂“评审委员是粪便”。虽然如此，塞尚却一再让作品往“粪堆”里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