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迎来国内艺术双年展的又一个高潮，一个不甚新鲜但却集中的现象是，越来越多二线、三线城市都在挤上这条小船。二三线城市究竟适不适合举办双年展？在这股双年展热浪中暴露出什么问题？

双年展引爆二三线城市

单举2014年新出现的双年展就有首届新疆国际艺术双年展、山东(国际)美术双年展、青岛国际艺术双年展、西藏双年展、广西民族文化双年展等，而近几年已经举办过一届或两届的双年展不在少数：中国西部国际艺术双年展、大同国际雕塑双年展等。一方面中西部城市成为艺术双年展的爆炸区，另一方面不少省份、城市出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双年展，如山东、深圳、大同等。

批评家费大为曾在2002年以全国各县城的名字恶搞了一篇文章《1096个双年展》，以此回应专业媒体的约稿。现实原因是目前能够在专业范围内获得认可的双年展屈指可数，基本由广州双年展、上海双年展、台北双年展、深圳雕塑双年展等一线城市双年展领衔。而2014年值得关注的双年展恰恰就有5月第八届深圳雕塑双年展、9月第九届台北双年展、11月第十届上海双年展。

那么怎样来理解当下国内二三线城市的双年展热？从国际双年展经验来看，威尼斯、圣保罗、卡塞尔三大国际大展均非当地大城市，比如没有人在纽约和巴黎这样的大地方举办双年展，可见真正需要双年展的多为二线、三线城市，甚至是更小的城市，比如伊斯坦布尔、横滨。由于各方面资源无法与一线城市比肩，中小城市对于双年展的诉求可能更为强烈。

资金和政治已不是问题

之所以在国内出现倒挂现象，是因为当代艺术的发生发展史与当代社会的思想、经济开放史密切相关。最先思想开放、经济发达的城市率先接纳了当代艺术。如果从1992年的首届广州双年展算起，这件舶来品入驻中国已有22年，而这届双年展也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与资本开始发生关系的标志。批评家吕澎认为，“历史地看，没有1992年以来的市场经济就没有今天的当代艺术”，“简单地拒绝资本与市场的结果不是将当代艺术搁置下来，就是在窘迫的形势下最后掉进资本与市场的陷阱。”

但同时，他也反复讲述一个回忆：“开展时，有8件作品不符合审查的标准，被文化局要求取下来，其中就有王广义的《大批判》。我说那要把艺术家的300元报名费退回去，投资人不同意，结果官员说没有义务退，我说这些作品就只能挂在墙上。这个例子听上去很脆弱，但它说明了游戏规则正在发生变化。”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举办双年展的能力，思想的开放程度决定了游戏规则的变化，或者可以打个粗糙的比方，20年后的中西部城市终于赶上了1992年的广州。

现在有趣的现象是，政府已经不再那么拘束地审查艺术作品，反倒是为双年展提供了大头的资金支持，1996年的首届上海双年展政府拨款50万元，2014年第十届上海双年展经费达到1000万元，而2012年的第九届一度高达1800万元。当钱和政治不是问题的时候，双年展的专业品质成为当前最大的难题，这也意味着国内的双年展正在迈入第二个门槛——这将成为新一轮双年展热潮中的筛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