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象造英雄
中华艺术宫、当代艺术博物馆、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在上海掀起了美术馆运动。其中还包括由香港珠宝设计师龚明光在2005年创办的上海当代艺术馆，由中国民生银行出资建立于2008年的民生当代美术馆，有百仕达控股有限公司和上海洛克菲勒集团背景、成立于2010年的外滩美术馆，以及隶属于证大集团、建于2011年的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后两个是中国其他城市中美术馆项目较为常见的模式——伴随房地产开发而起。
“上海的努力，正代表了接下来几年里中国美术馆的发展情况，即本地政府花大钱投资建筑当代艺术机构。其规模与中国目前的许多事情一样，都是巨大的。展馆目前是巨大的，那么现在问题是如何填满它。说到底，哪会有这么多东西要展示?”纽约大学美术馆研究系主任布鲁斯·阿尔舒勒在发表于一家英文媒体的文章中说。
艺术家是足够的，藏品也足够，其实展览永远都会有——但问题在于如何去做出那么多“有价值的展览”。直到今日，中国的美术馆很少有几家能够像美国同行那样运作。由于总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管制，美术馆无法做出真正吸引公众的展览。它们经常出租展厅，为艺术家提供场地，而且价格不菲。并且，有些美术馆甚至像画廊那样直接在展览上卖作品。
“美术馆开多了，早晚都会找到我们这样的人。我昨天跟朋友说，我们的时代就伴随着这种乱象来了。”独立策展人李振华对记者说，“没有乱象就没有我们的时代，现在无论有趣无趣的策展人、艺术家都有自己的市场。我觉得这是好事。”
而在美术馆蓬勃发展的环境下，像李振华这样的人太少，这才是最严峻的问题。只有好的策展团队才能够把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有机组织起来，呈现给观众，达到学术高度或者内涵深度——有价值的展览才会应运而生。美术馆之所以成为美术馆而非藏家展示空间的意义也才算达到。
尤伦斯艺术中心的副馆长尤洋总结了这个短缺的三大表现形式：第一，没有人才储备库;第二，上一代人才与当下观念现状不相匹配;第三，则是现有学院教学系统提供不了行业所需的职业技能。位于北京的这所艺术机构由西方资深藏家创建，七年来的成功运营使得它成为业内不可忽略的一员。尤伦斯有自己的一套培训内容，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招聘底层员工时不看专业背景，而是找最有潜力的人。“让他们在这儿学习，” 尤洋说，“形成行业内良好的人才储备。从尤伦斯出来的人也都在几年中成为各家美术馆的管理人员。”
同样的情况也体现在高职位的空缺上。余德耀美术馆一直都在搜寻合适的馆长人选，尽管对于私人美术馆来说，馆长的光环会被大老板遮住不少，但这样的工作既需要具有国际视野，懂得自己应该为美术馆做些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又需要非常了解中国当代艺术这个巨大的生态环境。
“好的馆长不一定是策展人，而是管理者。要懂得经营，活下去是基础。”李振华说，“馆长提出大方向，然后具体的事情找策展人。国内美术馆在具体工作上有着严重的误区，策展部门被大大忽略了。”
做给谁看
美术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功能，公共教育。在近10年来美术馆林立的情况下，彼此之间也逐渐开始竞争拉拢人气，公共教育活动便是最便捷的途径。“其实是为了培养美术馆的潜在观众，也为艺术生态培养基础人群——因为这些人未来可能会去买画。”李旭说。
外滩美术馆、民生现代美术馆、喜马拉雅美术馆和尤伦斯艺术中心都设有专门的公共教育部门，定期组织讲座、研讨会、表演等活动。而当代艺术博物馆更有三分之一的人力被投入到这方面的工作上来。
可是李振华认为，大部分活动都失去了跟美术馆本身的连接，只为了宣传展览或是走形式——展览开幕前后有个对谈，之后就没了。“今天应该是降格教育，用相对平视的状态与人做互动，而不是居高临下，这一点是当今美术馆严重欠缺的。不是告诉你这个东西很牛，而是找你来讨论说这东西以后可能会很牛，这是你这个时代的东西，可能自己没意识到。”他说。
甚至在未来，根本不需要美术馆。人们只是需要一个空间，既可以支持艺术生产，做展出，又可以和人进行交易买卖。他补充道：“现在所有的规则其实都应该被打破，所有人要想的应该是：我跟我自己，跟朋友、机构之间到底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关系。”
这一观点，刚好和尤洋的想法产生某些呼应。“美术馆是个现代主义的概念，需要连接观众，但基本上观众看到的都是文化项目而已。其实大家更需要‘文化中心’，展示当代文化产品。”他说，“当代艺术与现代艺术不同：更加哲学、精英化，审美上与公众是没什么关系的。但是美术馆需要连接公众与文化的平台，需要匹配不同公众。”
不过在可见的未来里，美术馆这种旧形态还将继续发挥着对公众进行美学教育的作用。只有好的展览才能把最优秀的作品理念传达给观众;而只有好的策展团队、支持团队才能做出有价值的展览;而只有足够的报酬、足够的重视才能培养或吸引有想法的人才。美术馆作为建筑造出来之后，接下来还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