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日下午1点半，随着“无形的手：策展作为立场”CAFAM双年展的顺利开幕，一系列国际论坛活动也随之展开。此次“策展作为立场”国际论坛共计三场，其中论坛第一场由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高士明副院长主持，与会嘉宾包括：国际著名的“长征计划”发起人和总负责人，北京长征空间创办人卢杰、策展人安吉拉•赫拉尔迪(荷兰阿佩尔艺术机构)、策展人马楠(中国美术学院)，在场四位来宾围绕“策展的生成与艺术的博弈”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策展人与艺术家的“作者性”
讨论之初，主持人高士明老师首先引用了邱志杰对本届双年展的三点评价：“标题党的节日，恨不得把展览变成立体的PPT”；“策展是让人看到作品还是策展作品？”；展览类似禅宗关于“月亮与指月手指”的隐喻，即对观众看不到月亮（艺术品），而只见指月之手（策展人、展览手段等）现象的质疑。借由以上三点评论，高士明老师向在座两位青年策展人抛出疑问，他希望两位策展人能从各自具体实践和案例出发，谈论策展人与艺术家的之间的“作者性”问题。
策展人马楠首先谈及自己的思考，到底我们以什么为单位在计量艺术品，是以艺术家？还是以策展人？马楠在本次双年展呈现了名为“博物馆的地下室”群展，她指出这次展览是通过与一群“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的艺术家合作，是大家以艺术的名义聚集在一起来完成的一次展览。马楠认为，如果我们把“博物馆的地下室”当真的话，我们便都是这个空间的闯入者。而作为策展人，马楠和那些“艺术家”在一起工作，大家一同把整个展览当成一个大型的舞台装置来共同构思和编剧，且这出“剧”并没有上映，而是一直处于一个排练的状态。
策展人安吉拉•赫拉尔迪也表示，展览是需要策展人和艺术家共同参与并完成的，她谈到策展人与艺术家对于展览而言都能带来不同的动力。此外，在安吉拉•赫拉尔迪看来策展与艺术家的创作一样，都是一种极富“创造性”的工作。 随后，长征空间的负责人卢杰简谈到了自己的策展经历，卢杰表示自始至终他都只做“长征计划”，并且从一开始就有自己非常清晰的理念。卢杰明确指出反对将“策展”作为职业，但与此同时他又在另一方面十分热衷参与对策展学科的建立，卢杰认为这两点并不矛盾，因为他认为到目前来说，策展对他来说是一种明确的创造性的学习方式，而这种方式又与大众重新理解的当代艺术实践是共生的。
档案与艺术作品
基于在本届双年展上的青年策展人或多或少的都采取了“档案”这一展示方式，主持人高士明老师提出了下一问题：文档与艺术作品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 策展人安吉拉•赫拉尔迪表示，一方面文档的收集与整理属于自己研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通过对档案的整理和翻译也能更好的向中国的观众来展示文档的内容。而档案本身与艺术作品也是有联系的，它不仅可以用作艺术的创作材料，也能使人得到温故而知新的获益。安吉拉•赫拉尔迪还指出，对于历史档案的深入研究，也有利于在世界范围内促进知识的生成。
高士明老师接续安吉拉•赫拉尔迪的话题谈到，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美术馆和博物馆对于类似达达、无政府主义者、激进主义者运动的文献展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历史主义的焦虑。而当代艺术也正处于一种双重焦虑之中，这种焦虑也是历史主义的焦虑，即大家一方面反对现有艺术，另一方面又企图维持现有艺术状态，而这种双重的焦虑也正是艺术最有意思的地方。
激进主义终成对“乌托邦”的消费？
谈及美术馆与博物馆对于激进主义运动的文献展览，高士明老师还指出，如今我们所说的“激进主义”已经日益成为博物馆的一堆“档案”或者是某旅游景点而为人们所消费。然而，真正的激进主义是拒绝成为“档案”的，机制使得这些“档案”沉睡，而策展人该如何运用这些“档案”？如何把文本和档案“释放”出来？如何重新夺回书写的能力则又成为另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卢杰随后谈到，如何思考“档案”的价值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实际上，在激进运动过程中，档案文献并不重要，它们只是运动者的“武器”，是创作者赋予了它们能量。然而在当今的资本主义体系下，艺术充斥着对媒体的妥协，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档案”的使用和展览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是“自我教育”的，以及展览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艺术家、公众与媒体等。
随着讨论的激烈进行，论坛逐渐进入尾声，在场嘉宾还与现场观众进行了问答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