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35－1908年)
厄内斯特•费诺罗萨是波士顿美术馆日本美术部（1903年更名为日本中国美术部，今为东方部）的第一位主任。在日本旅居12年的他，在明治维新西化浪潮中，坚持日本传统艺术的价值。在大多数西方人还只能把玩工艺美术品时，他的艺术感悟能力已延伸到平面的绘画。在他任职期间，举办了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专门对策中国的绘画展览（1895年）——京都大德寺所藏中国南宋绘画《五百罗汉图》。这套多达一百幅的鸿篇巨制是南宋宁波职业画家作坊的作品，15世纪被带到日本，递藏源流清晰，画风纯熟，保存良好，是举世无双的珍宝。展出后其中5幅被博物馆买入，连同费诺罗萨在日本市场上买的一些中国古画奠定了该馆中国绘画收藏的第一层“家底”。
2、冈仓天心(Okakura Tenshin，1863.2.14－1913.9.2)
冈仓天心是波士顿美术馆中国日本美术部的第三位主管。为波士顿博物馆工作期间，他每年都去中国，在那里建立了以他外甥早崎幸吉(Hayasaki Kokichi)为中心的购买网络。当时适逢中国国内政局不宁，国宝外流，冈仓只购买名气很大的、可用于研究性收藏、可填补空白并留待以后形成系列的作品。在市场上名画甚多的时代，这一方针为波士顿赢得了一大批珍品。1912年冈仓还请中国书画家吴昌硕写了“与古为徒”四字，制成匾额，至今安放在中国馆大厅里，成为波士顿美术馆的标志景观之一。
3、丹曼•罗斯(Denman Waldo Ross，1853.1.10－1935.9.12)
哈佛教授兼博物馆赞助人向波士顿美术馆前前后后捐赠了传(北宋)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卷、《北齐校书图》、《古帝王图》、《文姬归汉图》等煊赫名迹。丹曼·罗斯作为艺术的研究者，通过研究培养出令人惊叹的敏锐感觉，买到很多高古精品。
4、查理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
弗利尔是弗利尔美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的奠基人。本为铁路实业家的弗利尔，收藏历程从欧洲版画开始，后结识美国旅欧画家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年)并收藏其作品，再在惠斯勒影响下爱上日本浮世绘和中国瓷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及随后的美国大萧条和罢工动乱，促使他赴日旅行，结识了一些重要的日本古玩商，如松木文恭(Bunkio Matsuki，1867－1940年)和山中商社(Yamanaka and Company)，而对他影响最大并最终将他引向中国艺术的人则是费诺罗萨。弗利尔在1907年、1908年、1909年和1910－1911年四次去亚洲，在日本参加了费诺罗萨的追思仪式，在中国结识了收藏家端方(1861－1911)等人，探访文物古迹，还试图组织科学考古。他亲自购入的名作有郭熙《溪山秋霁图》和(南宋)无款《洛神赋图》卷等。
5、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年)
同波士顿美术馆的“纯艺术”理念相对，较为“驳杂”的大都会博物馆开放于1872年，1915年成立远东部，1986年更名为亚洲部。在清朝刚刚灭亡后就为大都会购入第一批中国古画的人即是传奇性的“中国通”传教士福开森。他在中国居住将近50年，与中国社会上层关系密切。他说一口流利的南京话，对中国文化兴趣浓烈，特别热衷鉴别与收藏中国艺术品，受中国文人的目录学影响，还主持编纂了多种藏品著录和工具书。
6、方闻
1971年起担任大都会博物馆特别顾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为博物馆争取到了以顾洛阜和王季迁为代表的一大批白人和华裔杰出收藏家的支持，使其后来居上，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中国书画收藏地之一。
方闻既是书法家，又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这使他能够充当中国传统鉴定方法与西方理论之间的转译者角色，并较易说服董事会购入他认可的作品。他的学生王妙莲、傅申撰写的《鉴赏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地阐释和发展了风格分析方法，是这一方法应用于书画鉴定的经典之作。他还把收藏的范围拓展到书法、碑帖和石刻线画、版画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