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艺术品进来难，国内的艺术品出去也难。现行的法规令迅猛发展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处于进出两难的境地。相关法规制定，亟需站在推动中国艺术繁荣复兴并提升其世界影响的立足点，根据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宏观和长远的思考和改革。
进不来
日前，万达集团在纽约佳士得以1.72亿元人民币的代价拍下了毕加索的油画《两个小孩》，但据有关专家分析，这幅画要运进国内，可能要交近4000万元的税。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9月份。上海收藏家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微博]以约合人民币5036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苏轼墨迹《功甫帖》，原本想拿回来放在其于上海的美术馆。但一算《功甫帖》运抵上海的费用发现：《功甫帖》价格820万美元，运费为1000美元，保险(放心保)费约为1万美元，海关核定的货物完税价格(即CIF价)为上述三者相加之和，即821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5024万元，进口关税301.44万元。同时，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艺术品还需缴纳17%的增值税。
刘益谦称，他只能将《功甫帖》运到中国香港，然而再以“借展”的方式给自己的美术馆。
出不去
今年3月份，国家文物局颁布了《1949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鉴定标准(第二批)》。这一规定称，吴冠中的作品一律不准出境，陈逸飞和关山月作品原则上不准出境，21位书画家代表作不准出境。加上2001年颁布的限制出境规定，目前我国限制作品出境的1949年后已故书画家共164人。
该新规公布后立刻在业内引起较大的争议。不少观点对圈定的艺术家范围太大表示了异议。目前国内艺术品市场对本国艺术家作品的购买力远远大于海外，过去流往海外的中国书画家作品已大量回流，不存在由于海内外购买能力悬殊而造成国内艺术品大量流失的情况。而且国家文物局限制出境的名单中，有不少实际上在海外几乎没有市场，又何须限制。相反，我们更需要做的是怎样将他们的作品推向国际艺术品市场。
如此严格的文物出境限制是否真有必要？记者曾在三峡考古发掘中看到，当地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熬盐小陶罐。一位考古专家说，这种粗糙的陶罐并没有多少价值，博物馆只需要收藏一些就够了。如果能将这些出自三峡库区的陶罐进行认证鉴定，可以作为非常有意义的纪念品销售甚至出口，但现行法律是绝对不允许，所以它们只能被存放在仓库里，无人问津，有些则就地埋存。
文物保护政策不仅要被动地保守，也要有文化输出的长远眼光和世界胸怀。有专家指出，审批制度太多可能会限制人们更加自由地创业、交易。
拦路虎
我国的文物收藏领域有两个缺憾：一是历史造成的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二是我国的博物馆收藏陈列体系基本局限在本国文物艺术品，缺乏世界眼光和胸怀。
我国的艺术品市场领域有一大缺憾，那就是缺乏全球流通性。这既指中国的艺术品在世界上的流通性不足，也指在中国国内的市场上还没有形成世界各国艺术品云集交易的盛况。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尤其民间资本实力和收藏热情的增长，上述情况的改善已呈现希望。我们本应制定更有利的政策法规，促进这些缺憾的弥补完善，但艺术品入境的税收政策以及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的政策某种程度成了“拦路虎”。
欧美许多国家乃至日本、韩国的博物馆，除了本国文物艺术品，还有世界范围的文物艺术品收藏，其目的在于培养国民的世界文化视野，并呈现其大国胸怀。我国过去由于经济实力以及观念的局限，这方面工作根本没有展开，迄今，我国没有一家国立博物馆具有成体系的国外文物艺术品的收藏展示。
西方金融危机使得一些国外私人博物馆难以为继，而我国的一些私人收藏机构有意整体购入，这本是可以填补我国博物馆体系空白的大好机会，但现行入境税收政策令人望而却步了。由于文物艺术品出境的限制以及入境的高昂税收，已使得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形成的艺术品市场强大优势和吸引力被明显削减。
艺术的复兴和繁荣，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长远发展大计。在当今世界环境中，艺术品市场是推动艺术发展繁荣的重要杠杆。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及现行法规制度的制定受到行政部门各自为政的影响，缺乏宏观的、长远的、全局性的思考和统筹。这已严重牵制我国蓬勃兴起的艺术发展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