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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当文化主持和中介
编辑邀稿时问，西九是否作为香港文化的某个原点，我只能说，由老外主持的管理局未有这样的说法。她又问：香港并没有文化局，谁来与龙应台、莫言对话(编者注：对应龙应台以台湾“文化部长”身份访港，问题指涉文化机构设置)?我会这样答：不如由香港主持这场对话吧，我们的陈冠中、梁文道都是适当的主持人。“主持”，也许更是香港的文化角色。
香港曾被上一代视为暂居地，香港不是老家也不是终点，我们的文化基因是赚钱快，反应机灵，没有文化包袱，这儿是国际贸易平台、转口港，我们是成功的买办和中间人。今天的香港不再是跳板城市，是家也是我们的主场，是亚洲最自由开放的平台，那为何我们不策划和主持最多元和具争议的文化艺术讨论、表演、展览和放映?
可是，政府对西九的想象停留在经济效益，前西九管理局主席唐英年早前接受访问时说：“如你们认为西九文化区的观众只是香港的700万市民，就大错特错……将来广深港铁路开通后，广州来香港只是48分钟……因此我们的观众群至少是广东加香港，大约6000万居民”，这番话印证了西九“文化买办”的角色。两者的分别是，买办为了建构一个游客喜爱的“中西文化艺术交汇”，会从世界各地购买均衡的节目回来，而“主持”则会从理念和价值出发，诠释主题，提出质疑，引发讨论，推动公众教育。
既然文化倡议在过去能改变政策，带来新的空间和机遇，我也会寄托西九的未来和香港文化的未来于公民社会，让民间带动改变。最近遇上几位本地艺术工作者，他们抱怨说“西九我冇份”。今天的西九的确是国际当道，忽略本土，但民间不能犬儒和妄自菲薄，要逆水行舟，深化研究和讨论，提升知识视野，愿意与官方对话。在网络和开源年代，人人都是决策者，政策有偌大的“共创”空间。香港未能成立文化局、文化政策未能疏理，民间更需要参与，推动创新的可能。民间要有这样的气度和承担：由我们当主持，西九“我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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