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态与意识”是一次“问题展”，即追问当代艺术的问题意识，以推进对社会的整体认知和反思。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作品展”，借助展览所呈现意义的，并非“完成”状态下的作品本身，而是艺术形成过程本身揭示的思想在社会前行浪潮中磨砺的痕迹；亦不同于时下流行的“文献展”，虽然配合以大量文字、图片、实物等文献文本，但不完全是“过去式”的梳理，而反映研究“进行中”的动态。此外，展览希望当代艺术的问题，不再是“精英化”的自语，而进入公共美育的领域，形成社会共同关注且可以广泛讨论的话题。我们并不期许这样的尝试在一次展览中就可以实现到“完满”，也不敢觊觎一次展览就可以承载诸多问题的发问，于是展览的发散性和未来的延续性，在设计之初即一并考虑，会在第一回展的基础上，慢慢生发开来。
“形态”与“意识”，看似宏大的内涵，其二者关系的纠葛似乎也不失为中国历史与当下遭遇的笼统解释。既可以作为激发一系列问题的引子，也是中国当代艺术之所以需要“实验”的一个理由，自然成为系列展览之“第一回”的主题。四位参展艺术家的选择，分别代表问题剖析的一个方面：
王怀庆的创作，一直在尝试着在中国气韵的浸润中找寻当代精神的寄托。作品背后深沉的意识，呈示出艺术家与他的时代之间难以割断的牵连。接受集体主义教育成长的一代人长期被规范和限制，精神禁锢为只有一个统一的归宿和范式。社会变革近20多年来，经过当代社会精神失范状况下的遭遇，他们首当其冲，不断重新建造独立思考的精神家园。王怀庆具体物象里中国特质的抽取，构筑出艺术家精神家园的形状，其不断推进的抽象表达，终于在此次展览中完全割断了或多或少的与平面传统意象的关联，重新开始，含蓄地颠覆了旧有范式对个体意志的桎梏。这种艺术家与时代的关联在为展览专门进行的访谈中呈现为很多清晰的线索。特别是王怀庆与年近90岁的恩师赵昔的相聚、叙旧，谈及鲁迅式的独立批判，如何在当年日益恐怖、不允许有任何个人意志、只能服从一种教条的思想禁锢和改造中，成为唯一的寄托和向往。言谈中，似乎过去时光中日渐远去的意识，正在显现为形态。
陈文令人生中的真实经历，让其艺术的思考与生命的尊严相关。十五年前的一场抢劫险些致死，十五年后，基于对生命重新的认识，他希望救助被处死刑的首犯及其他犯人的父母，而其与北大策展团队共同下乡回访时，竟然直面当年的杀人者——这个过程的记录就成为此次展览展出的作品。个人的选择恰好与法学界最关注的“宽恕”条文的设立问题相合，经由中国刑法专家王世洲教授加入对话，引发法学界再次对这个敏感问题诉诸研究。宽恕是人性的一部分，如何去界定宽恕的“法律界限”是今天不断被提出的问题，直接挑动着社会舆论和心态。中国社会分化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和挑战，对和谐社会造成了根本的深层对立。个人遭遇映照的却是当下每个人的隐患，艺术家的反思和其艺术形态，体现当代艺术重要的价值实验——不是给人以清楚答案，而是给人以觉悟的机会。正如这次寻访“杀人者的母亲”的艺术形态中所呈现，介入和提示的现代意识，由法学中的宽容和哲学中的“恕道”的讨论中逐步延伸，对如何为一个社会寻求互相宽容的根本动机，成为展览的“作品”。
钟飙的作品总是带给观者以末世狂欢的景象。出离荒诞，出离悲凉。意识的过快变动所带来的精神缺位，向每个人提出了如何建造未来的希望和生存的可能的追问。而其创作在2009年产生了强烈的形态转变诉求，父亲的去世，似乎把最后的能量传递到他的身上。在其新的信念中，整个世界从宏观到微观永不停息地运动。意识过快变动所带来的精神缺位，向每个人提出了如何建造未来的希望和生存的可能。展览尝试当钟飙以艺术家的立场提出的问题，当这个问题用艺术显现，就与社会科学理性的思考形成不断进行相互质疑，社会学家谢宇院士与艺术家的对话推进了问题意义的延伸。谢宇所提出的异质性的存在，不断提醒个体作为个体的独特意义，这种意义恰好是一种可能性，在人类前途面临巨大安全挑战之时，以个体精神力量正视现象之隐患，在人类前途面临巨大安全挑战之时，正视隐患，通过当代艺术超越流行思潮的发散，越过当下的局限，呼吁建立新的精神形态的可能性。
隋建国的作品旨在思考的逻辑之外拓展：摆脱对现实问题现实的投射，如何建造社会，却不压制个体的发展，是当代人类整体渐渐显露的精神诉求。在隋建国看来，艺术所带来的探索“好像是一种执着或者是一种自我承担”，当代艺术最大目标是引领人们越过现有的禁锢，寻找个人的解放道路。艺术家将其迷茫与孤独凝固在不确定的形状中，继续不间断的探索，而这个探索又不是给观众一种答案和意识。正因如此，展场里似乎看不到“完成了的”作品，而是一个不断在建造的过程、展品是不在场的“现场”，以及由这些问题引发的陈述和讨论，甚至是思想层面的发问。也许，真正的摆脱意识形态，才是人类的共同期待的未来的更高程度的自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