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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开发不能一切都围着钱转
羊城晚报：在保护古村落的实践中，您觉得有哪些好的经验值得推广？
冯骥才：全国值得推广的经验太多了，比如有些地方，像广西的天琴、山西晋南绛州，它们都把非遗纳入到学校课程中，从小培养他们的兴趣。再比如江西婺源的古村落，它请建筑师设计徽派的建筑，虽然是现代设计师设计的，但风格跟传统的风格是一样的，而里面的厨房、卫生间都放大了，但外面的样式还是一样的，特别是很多老房子重修的时候可以采取建筑师的意见，我们也想推广这些经验。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的建筑师、知识分子要主动帮助地方解决问题，这样才能推动它走向良性发展，知识界要有担当精神。
羊城晚报：在现实中，很多古村落多以旅游景点的面貌出现，也有学者认为旅游是最具价值的保护路径之一。但是，很多古村落被开发成旅游景点后，让人们感觉“变了味”，古韵不存，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冯骥才：历史遗产往往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有历史见证价值，也有研究价值，还有观赏审美价值，当然也有观光旅游的价值，但不能牺牲所有的价值都为了旅游这一个目的，旅游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价值。比如法国卢浮宫，它也有旅游的价值，但它向公众开放并不是单单为了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为了让人们欣赏其中的艺术，这个目的是第一位的。同样，我们的古村落在被开发成旅游景点后，一方面确实能为地方带来经济收益，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能更好地传承文明，同时提高当地人们的文化自豪感和自尊感，提高地方的凝聚力，所以说它是多方面的，不能一切都围着钱转。
羊城晚报：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既要保护古村落，又要提高村民居住和生活质量，但有时候这两个目标是很矛盾的甚至是需要作出取舍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冯骥才：我觉得是这样，首先来讲，我们要保护好传统的村落，同时重视村落里面老百姓的生活，他们也有享受现代文明给他们带来的便利的权利，所以我觉得一方面要把村落的历史按照一个科学的要求保护好，另一方面要改造村落里面的硬件设施，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比如意大利的经验就是，外墙不动，但里面的卫生间、厨房都进行了改造，一点一点地改善。我们所说的保护不是要它原封不动，村落归根结底是人们生活的地方，不能让人们的生活也一成不变，而只能让那些历史文化遗产不变，但生活要在此基础上加以改善，这恐怕是我们未来保护传统村落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们提出“保护与发展”这一理念，保护和发展不是矛盾的，而是一块进行的。
我欠广东一个“文化债”
羊城晚报：9月18日，“四驾马车”展览刚刚在北京落幕，在您身兼的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教育这四种角色中，文化遗产保护这一角色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
冯骥才：实际上，我现在四件事情都在做，每件事做起来都是全情投入。而四驾马车慢慢地都在为一驾马车做事，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如说文学，虽然近两年小说我没怎么写，但我写了大量的文化批评、文化思辨的文章，还有很多文化散文，其实这些都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一致的，而绘画呢，很多画作我卖掉之后都把钱给基金会（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了，都用在了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上，而教育呢，在我们学院里，非遗中心是主体，我现在做了很多国家的非遗项目，还有很多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都是非遗类的，而我们培养的人才也重点是非遗保护的年轻专家学者，所以现在四驾马车都在往一驾马车上靠。
羊城晚报：传统知识分子给人一种抱守书斋的印象，您为什么会在这么大年纪的时候选择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呢？
冯骥才：在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中国民俗学建设和人才培养理论研讨会”上，我听很多年轻的学者们讲民俗学，讲的很多，也很好，但我说，你们在讲民俗学，在做很多研究的时候，你们的很多研究对象在田野上都快死亡了，我说我们很多的工作不是在书斋里做，而是要把书桌搬到田野上，像医生一样，不要总是在书桌上研究疾病，而是要到病床前面。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文化保护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很急迫，如果只是在书斋里喊一喊人们是听不见的，我在书斋里也是坐不住的，所以我选择走出书斋，走向田野。
羊城晚报：广东省也有很多古村落，前段时间还有一个寻找广东十大最美古村落评选活动，您怎么看待广东的古村落保护？
冯骥才：我觉得我欠广东一个“文化债”。广东很重视古村落的保护，我也早注意到了这一点，当地的学者和官员不止一次写信希望我去，而我们中国民协也在广东的古村落开过两次保护会，跟广东当地的政府联合，他们也带回来很多资料给我看。但我现在事情太多了，因为种种原因也没去成，但做全国古村落调查的时候，广东我是肯定要去的，我知道广东有一些古村落非常好，我会为广东的古村落保护尽我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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