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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艺术博物馆策展人吴方洲
近年来，两岸四地的行为艺术现场展陆续举办，如“UP-ON成都现场艺术节”、“长沙现场艺术节”、“北京OPEN国际行为艺术节”、“北京大道现场艺术节”、“广州现场国际行为艺术展”、“西安国际行为艺术节”、“前提行为艺术节”等;北京宋庄美术馆、宋庄北京当代美术馆和宋庄画家村每年也有各种行为艺术展演。今年杭州也开始有行为艺术活动;另有台湾国际行为艺术节、澳门国际行为艺术节，香港每年也有不少行为艺术事件发生。这些现场行为展演活动为艺术家发布作品和国际间相互交流提供了扎实的平台。
但是在行为艺术文献展方面，在2011年1月1日至4月1日宋庄美术馆举行的《行为艺术中国文献》，才算是中国行为艺术文献首次集中走进国内美术馆：1985年至2010年期间与中国行为艺术发展有关的近500件照片、原始信件及影像资料。相较于此，从2005年开始的澳门艺术博物馆“以身观身——中国行为艺术文献展”脚步走在了华语艺术世界的前方。为什么会在澳门产生一个影响巨大的行为艺术文献展?为此，连续担任了三届文献展的策展人吴方洲接受雅昌艺术网的专访。
澳门可以成为中国行为艺术的一个出口
记者：为什么会把行为艺术文献展命名为“以身观身”?
吴方洲：“以身观身”行为艺术展览这个项目和命名是我们前任馆长吴伟民先生决定的。至于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展览?首先我自己也做现场的行为艺术，所以对两岸四地的行为艺术状态还是比较了解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行为艺术反制度化或者反叛的性格非常强烈，我们觉得在那么一个特殊的制度——一国两制下面，我们可以为行为艺术做一点工作。
其实最初我们并不是很直接想到行为艺术的。当时在考虑我们馆在“两岸四地”的定位，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由于我自己也参与行为艺术，所以后来觉得这个项目可以做，特别是对于我们馆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你知道当代艺术跟社会关系非常直接，当下社会的一些情况，包括政治也好、社会也好，行为艺术家们都会站在比较前沿的位置，行为艺术在当代艺术还是属于先锋的，所以后来就敲定要做。
记者：可能在大家的观念里，澳门当代艺术发展并没有特别显眼。这里有一个行为艺术节，是因为它具有这样一个艺术土壤让其能够持续下去吗?
吴方洲：很多人也问了这个问题，或者很多人也会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首先要具备本身的土壤，然后才能做。宏观地来看，比如说威尼斯双年展，你说威尼斯市里边有多少当代艺术家或者是出名的，关系不是太大，我是这样考虑的。而且因为澳门在制度上的特殊性，可以使其能成为中国行为艺术的一个出口。
记者：您曾经说过第一届是“摸着石头过河”，到这一届是“拉着绳索过河”，作为策展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形容?
吴方洲：因为行为艺术本身的先锋性或者是它的本质是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无论是行为艺术本身，艺术家本身或者是作品本身，在社会结构里面都是具有挑战性的，他对社会的挑战或者社会也对他的作品进行挑战，他的本质是反制度化，反体制化或者反标准化，他有这样的一个性格，因此我们现在展出的状态其实也是不太符合行为艺术的本质。
你看我们现在只有展出经过挑选的五十六件作品，挑选制度本身就不符合行为艺术的本质，所以我站在艺术家的角度来看整个操作是比较矛盾。但是作为策展人也要站在可操作性上考虑问题，作为一个艺术博物馆的可操作性非常重要，要不然就搞不成了。因此跟艺术家沟通特别重要，因为我本身是做行为艺术的，我完全了解他们的心理和生理状态，所以我跟他们沟通相对比较畅通一点，最重要跟艺术家沟通还是用诚意。当然他们也知道我在这个位置上也是具有挑战性，所以大家互相的沟通比较重要。
中国行为艺术人才日渐短缺
记者：您们的参展艺术家从第一年一百四十多个，到今年下降至八十多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参与行为艺术的艺术家变少吗?
吴方洲：第一届肯定是最多的，比如我们第一届2005年做，假如行为艺术有85年开始做的，他已经储存了二十年，所以第一届的时候是特别多，因为很多八十年代的作品也交过来了，是这个原因。第二届也有85年开始的一些作品，是因为第一届他们没参加，补交了一些。现在第三届参展人数确实少了一点，比之前两届要少。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造成。
首先是因为现在的宣泄情感渠道变多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两岸四地社会的结构跟现在完全不太一样了。现在的手机、网络，还有微博都已经非常畅通无阻，很发达，大家都可以在上面骂人。特别是微博，很多关于一些社会的事件、政治事件大家都会去转发或者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都是一个好的现象，整个社会有多种意见表达的渠道。但是其实艺术家，尤其是行为艺术家也需要通过他的作品来表达他的思考。行为艺术家普遍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情感宣泄需求。除了平日在在这些媒体上表达自己的意见，还需要通过作品说话。可惜现在就是少了。这是我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就是行为艺术人才青黄不接。行为艺术是没有任何市场，你要经得起市场的考验，你能不能坚持做或者当你在做的时候总是考虑市场，可能你就变了，把行为艺术变了样。作为艺术家自己也有一个底线，当你那个底线崩溃的时候，你就完了。你必须要坚持行为艺术的本质，需要有坚持才能继续做下去。
还有就是关于行为艺术课程的问题，我们学校里边的老师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更开放的态度来面对行为艺术。我们开行为艺术课程不一定要培养艺术家做行为艺术，等于我们开美术课最终目的不是让每个人出来做艺术家，是一样的。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因为行为艺术它的可能性非常大，你需要用很大的包容性，或者创意，才能够做出一件比较好的行为艺术，你对社会有很深的认知，你对政治有很大的感觉，你对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都要有一个很大的激情，这些都是行为艺术家必须具备的条件。所以年轻艺术家参与少了，我感觉是少了，最近几年新的年轻人出来做确实比以前少了。
两面看行为艺术收藏
记者：从第一届到现在已经收藏了多少件行为艺术文献?
吴方洲：六百八十多件。
记者：现在不少行为艺术家在做作品时，首要考虑不再是行为艺术的本身，反而会考虑后面拍录像好不好，拍照片好不好看，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转变?行为艺术收藏对于行为艺术来说利与弊在哪里?
吴方洲：我的看法，必须要有两个身份的看法。如果我作为艺术家，应该是坚持行为艺术本质性的问题，最重要还是他作品的过程。当然现在有很好的机器，你把它拍成很好的照片，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你在创作的时候不要把照片的美放在主要的，最重要的是过程里边要表达的观点。我觉得这是艺术家必须要坚持的一个底线，要不然你就不要叫行为艺术，你可以把它叫做摄影作品，绝对没问题。若是你的身体去参与一些摄影的摆拍，作为一个摄影作品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你放在行为艺术上可能有人会质疑你，明显是为了摄影好看或者市场，迎合市场。艺术家主要还是要关注过程。
从策展人的角度，还要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去看行为艺术现象，，其实我们现在展场里边就是精英化的趋势，我们选了一些东西出来，这些是相对可以展出的，这个选择的本身就具有精英化的概念。这个现象也是我必须在行为艺术和文献里要关注的。行为艺术最后可以被市场利用，照片拍得好，你不能说他拍的这么好，所以就不像行为艺术，最终还是要看他最早的想法是干什么的。如果他最初是想做一个行为艺术，最后找了一个很好的摄影师拍成一个很好的照片，没问题，而且最后可以进行收藏，进入市场，也很好。
包容看待行为艺术新发展
记者：在这次的展览中我看到像梁美萍那个作品，其实早在“M+：进行油麻地”中看到她的作品，当时我觉得这个作品比较像装置。但是在您们这边被定义成行为艺术，好像作品的界线有点儿模糊?
吴方洲：对，这个也是做这个展览很大的挑战，就是说作为策展人或者艺术博物馆，我到底是如何定义行为艺术，这个问题考虑了很久，考虑到现在，最后我们觉得最好还是不要给他有任何定义。说到定义，因为行为艺术本身是反标准化的，所以我不可能给一个很准确的定义，我们只能够给他一个范围，大概这个范围就是属于行为艺术。
你也知道策展人工作本身赋予我的权利可以选作品和艺术家。但是行为艺术这一块，我觉得不应该只有我一个人来选或者由我一个人说了算，所以我用了一个相对民主的方法，就是找多一点不同背景的人来参与。好像每一次我尽量找一个女性评委，从女性的角度来看问题。还有我选评委也是要挑选不同地区的。但是近年来行为艺术很多都是跨界的，像现在很多人做行为艺术也带了Video来，他把影像与声音艺术结合了，你能说他不是行为艺术吗?这个也是发展的一个趋势，现在很多艺术品都是作为一个事件，他要做一个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他的作品，他不一定是行为艺术。所以最后我希望对于这些作品，我们也是要把它包容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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