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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梁作品《单位》
亨特作品《鸦片债务》
黄锐作品《易经》
“广州·现场”国际行为艺术节在小洲村开幕
驻足开眼界的村民，好奇围观的艺术考生，长枪短炮侍候着的媒体，还有在现场忙不开交的中外艺术家们……11月30日，第二届“广州·现场”国际行为艺术节在小洲村正式拉开帷幕，来自18个国家的30位当代艺术家将在未来的一周里，上演以各自身体为载体的先锋且富有诗意的现场行为。
“以往人们对于艺术的印象多是高不可攀的，而在这里，在这些不可再生的行为艺术发生的现场，所呈现出来的艺术则是一个亲民的姿态。”该艺术节创始人、当代著名行为艺术策展人乔纳斯·斯坦普告诉记者，从美术馆移师至小洲村，是相比去年最大的一个转变，真正做到了让行为艺术与公众进行零距离的接触和交流。
“现场”的体验
小洲村是行为艺术的最好舞台
一直以来，在各色各样艺术展览的开幕现场，最不紧缺的就是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当这个高规格的国际行为艺术节在去年首次登陆广州时，记者在现场看到的几乎是清一色“圈中人”，然而移师小洲村，终于上演了一回艺术与生活、艺术家与公众的狂欢派对。
开幕当天，尽管小洲村因市政工程而全线停电，但丝毫没有影响艺术节热火朝天的现场气氛。中国艺术家杜梁和英国艺术家亨特各自的作品《单元》、《鸦片债务》在礼堂外的空地才一上演，早早就驻足围观的村民们及大批艺术考生，也不甘人后，一些胆大的更是在艺术家的引导下进入了角色，纷纷“闯进”作品里头互动起来。随着越来越多艺术家的作品相继上演，就连起初在边上紧张兮兮“盯梢”着那些联防治安员，也忍不住上前凑起热闹来。
“我非常喜欢这里!与大多数出现在废旧工业区内的艺术区不一样，小洲村有着两种‘村民’，更重要的是原住民与艺术家相互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样原生态的艺术聚落远比其他冷冰冰的艺术区更有意思。”此前在村里考察生活已将近有一年时间的乔纳斯·斯坦普，坦言小洲村称得上是行为艺术的最好舞台。
“尺度”的诠释
丈量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源起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的行为艺术，从一开始就没能与争议划清干系，而“尺度”一词则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行为艺术节的主题恰恰就是“人类的尺度”。“事实上，这个‘尺度’所丈量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对此，乔纳斯·斯坦普指出，行为艺术通常将自己与其见证者置于同一物理层面，让实现作品的艺术家与观众之间没有分隔。“基本上，‘人类的尺度’就是产生共鸣的可能性。那些亲身体验一个行为艺术作品的人们获得了与艺术作品产生共鸣的机会，因为作为创作者的艺术家，而且就在他们面前，跟他们在同一层面并贴近他们。”
接下来，来自中外18个国家的玛丽莲·阿瑟姆、朱利安·布兰恩和黄锐等30位知名当代艺术家，除了在小洲村礼堂及户外空间相继带来数十场行为艺术，还将在大学城广州美术学院进行多个学术讲座，让公众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与艺术进行“对话”。
人物
黄锐：行为艺术应是能与公众直接交流的活跃方式
黄锐，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当代艺术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也是“星星画会”等多个前卫艺术团体及北京798艺术空间的发起人。黄锐的创作通过讽刺现实与历史，涉足摄影、版画、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等不同领域，反映出艺术家对社会参与的高度关注。
记者：如此高规格的行为艺术节在国内并不多见，你觉得行为艺术在今天中国是一个怎样的现状?
黄锐：那是一个不伦不类、不死不活的状态。首先，社会存在着很多不尊重乃至破坏艺术创造的现象，导致行为艺术逃离不了被边缘化的宿命;其次，行为艺术作品良莠不齐，当前有很多在做行为艺术的艺术家，为了功利而把这一现代艺术形态变成了吸引眼球的手段。
记者：你个人对行为艺术又有着怎样的一个衡量标准?
黄锐：我从不宣称自己是一个行为艺术家。我做行为艺术，更多是把它当作艺术创造的一个语言、一种载体，同样它还可以延伸变成装置、录像等其他形式存在。如果非要给之一个衡量标准，那么好的行为艺术，就应该是把艺术家对历史环境和当下问题的一种思考，变成纪实性的、能够与公众直接交流的活跃方式。
记者：在这次的对话中，你觉得中外行为艺术家之间有着怎样的差距?
黄锐：今天早已进入了全球信息化的时代，大家并不存在着太大的区别。只能说因为欧美的艺术环境、交流的平台与机会都非常丰富，像这次参展的很多外国艺术家就曾参与过很多行为艺术节的策划工作，而国内艺术家则很缺乏这样的经验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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