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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 乙
2011年初宋庄美术馆“行为艺术中国文献----1985-2010”（以下简称文献展）甫一开展就引起轩然大波，质疑之声不断，为此，艺术国际论坛还举行专题访谈，各方人士对此展开讨论。归结起来，反方观点集中在：展览在没有足够的学术研究和历史梳理的情况下草率举办“中国”文献展，误读或者错判了中国这个时期行为艺术主流，文献不能反应中国行为艺术全貌，组织者抢占行为艺术话语权，等等。正方观点主要是：文献展总之起到了推动中国行为艺术历史的作用，有利于争取行为艺术的合法性与自由展览、自由创作的空间。
这样一次其实很普通的展览，所以引起如此反响，成为新的一年第一个艺术事件，必定有其深层次原因。研讨这种原因很显然非常必要，而研究这种原因不能纠缠和拘泥于具体参展艺术家和作品，侧重对展览的背景以及企图、主题以及组织行为等进行剖析，恐怕更具有积极意义。
第一、为什么进入2011第一个“大动作”是行为艺术而不是架上艺术？
回答这个问题，有两点是不能绕开的。
第一是社会背景：“权力-资本混合体”的形成。
学术界的一个共识是，权力与资本加速结盟造成了中国社会快速形成“权力-资本混合体”。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迫不得已或者顺理成章开始了经济恢复，方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经济运行形式既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也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而是一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际上是行政权力主导下的有交换的经济形式。这种所谓“双轨制”形式的经济体系和运行秩序，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间里诞生了一批凭借权力关联和信息优势而发达的富翁----沿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路，一个新兴的财富群体开始生长。这种经济体系在演化过程中，计划逐步淡化而取而代之的是政府调控，看上去进步了很多而实际上却是经济领域完全置于行政权力的左右之下。双轨制时期的倒买倒卖已经没有能量也没有意义，最早诞生的财富群体则依靠权力的庇护渗入经济领域的各个角落，以实业面孔出现。直到这种状态越来越清晰和直接地演变为权力-资本混合体。与之对应，在政治领域，在经历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后来的一些列政治事件之后，面对不断出现的尖锐矛盾，先后提出了政 治 体 制改 革、构建和谐社会以及“三 个 代 表”、科学发展观等等政治行动或口号，虽然在这些变化中起作用的是经济形势的变化，但是，人们依然很清楚地看到整个经济、政治演变，其实都得力于行政权力。在资本的累积过程中，无处不充满了权力的支配，最典型的表现是国进民退和土地政策、资产改制。
与中国经济、政治演进一致，在中国思想最为活跃和文化管制最为宽松的八十年代中期，大范围、大幅度、高频率接触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的西方当代艺术，这种信息性引进，连同各种西方文化思想的进入，加上当时方兴未艾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运动，文化艺术领域也出现了文化批判热，包括政治文化的批判。在这一轮思潮中，中国当代艺术悄然兴起，只不过在整个文化反思和批判的大潮中，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显得比较迟钝和力量不足，相对于其他诸如文学等艺术门类，架上艺术相对落后，主要停留在比较肤浅的观念阐释和较之过去更加接近生活真实的艺术表现。但是，以圆明园为代表的当代艺术群落为当代艺术的形成聚集了力量，以西方现代艺术形式为主要途径、以文革批判和传统文化反思进而转向社会现实或底层观察为主题的中国当代艺术逐渐成为艺术主流。到九十年代，随着经济、政治转轨，加上国际艺术交流的开放，与中国经济领域一样、非纯粹的艺术市场开始出现，最后十年几乎是市场酝酿与当代艺术抗争和逐步形成的十年，直到这种市场被不断炒作、搅动出越来越大的泡沫、产生了一个当代艺术财富群体，当信息变得透明和公开，当市场的功能得以直接发挥，这个时期的当代艺术使命便宣告完成。在一批当代艺术明星进入中国当代艺术院以后，当年还一息尚存的当代艺术精神便荡然无存，至少在主流上丢失了酝酿二十多年的当代艺术方向。到这时，艺术领域的“权力-资本混合体”也基本形成，这个集团性质的艺术力量与社会的“权力-资本混合体”顺理成章地、快速地合盟，生成在艺术领域起支配作用的力量，这个力量将决定当代艺术的走向，中国当代艺术接下来的行进方向几乎取决于这个“权力-资本混合体”的主张。
其二是当代艺术的现实方位：历史拐点出现。
85′以来塑造的一个当代艺术支撑体系随着经济、政治的转变越来越丧失其原动力，已经让人们厌倦甚至有些褪色、思想性和精神性明显弱小的当代艺术走向衰退甚至死亡。造成这种死亡的动力一个是当代艺术本身的虚弱，先天不足和后天营养不良造成了当代艺术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赖以前进的生命力。无论基于符号、基于解构还是玩世现实主义、媚俗艺术、政治波普等等，无论文化反思还是文化批判，无论人性呼唤还是正义追逐，无论现实介入还是权利主张，无论普世价值还是传统精神……在创造力、思想力极度虚弱与市场持续哄抬的双重挤压之下，已经奄奄一息。维护现存的并且越来越强大的“权力-资本混合体”正在聚集起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新的当代艺术样式与精神倾向的重新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艺术家群体摩肩接踵涌向下一轮当代艺术主流的“集群”，艺术话语层面同样聚集力量，建立工事，占领有利地形，抢占话语权，从艺术批评、理论准备到展览预热，都涌动着一股强大的“暗流”。在进攻方向暂时不明的情况下，占领话语位置成了重中之重。
不管策划者、组织者是否意识到、是否具有主观自觉，文献展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当代艺术背景下出现的。人们之所以难以理解行为艺术一夜之间成了话语争夺的媒介（有人甚至据此把2011年称为“中国行为艺术年”），是因为人们没有仔细分析当代艺术的特有背景。行为艺术是最没有市场属性、最欠缺存在机制的艺术，不仅中国，包括国外众多的行为艺术的存在机制诸如收藏、展览等环节都没有形成一种确定的模式，一直以来，行为艺术几乎仅仅是“独行”艺术家的一种个人化的“即时”表现形式，虽然行为艺术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仍然处于边缘（策展人甚至定位为“边缘中的边缘”）状态。与之相适应，关于行为艺术的学术研究和批评几乎空缺，学术界像温普林那样关注并深入行为艺术现场的人寥寥无几。但同时，由于体制原因，行为艺术在中国遭遇的阻碍最大因而也最有可能引起社会反响。因而选择行为艺术做文献展，不仅可能奠定行为艺术领域的基础话语权，同时也占领一片今后一个时期（至少十年左右）当代艺术的权力领地。
所有这一切，都源自眼下这个重要的转折时刻。
第二、为什么是“行为艺术中国文献”展而不是行为艺术主题展？
基于以上分析，这个问题基本就有了答案。组织者要做的是扫描中国行为艺术，这是一种高度和广度，虽然策展人说，这次展览只不过是“一个版本的文献展”，也就是说，这个文献展只不过是一种文献展，是一个视角、一种观察方式，还可以做另一些版本的文献展。策展人说过：
“即使是艺术史也需要甄别，因为每个作者都可能会有不同版本的历史，选择的艺术家文献作品也会有重叠和不同，何况是文献展。它只是一个展览所能收集和整理的资料”。
从理论上讲，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些陈述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这个展览虽然是文献展但是是一个具有行为艺术史性质的中国文献展，二是展览展出的只是“能够收集和整理的资料”。二者对应起来，疑问就产生了。如果展出的仅仅是“能够收集和整理的资料”，使用“中国文献”概念就显得特别牵强，既然使用了“中国文献”，就不能仅仅展出“能够收集和整理的资料”，而至少应该是“一个版本”的中国文献。文献虽然也是一种资料，但是文献是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而是否具有历史价值，显然是需要经过学术研究与鉴别的。收集和整理是文献形成的环节之一，但是甄别与探究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环节甚至是更重要的环节。如果仅仅使用“能够收集和整理的资料”进行展览，就不必使用“中国文献”这样的概念，否则就会发生误导甚至曲解。很显然，如果这次展览不是中国文献展而是某一个主题展或者某一部分行为艺术家的回顾展，就不会引起如此强烈的质疑。
为什么不是主题展、邀请展、回顾展等等而就是“中国文献”展呢？不可能是策展人一时疏忽，忽视了遣词造句所造成的，一定有着深层次的具体动因。尽管资料收集、研究甄别、建立行为艺术确定的价值体系等等存在局限或者差距，但是依然要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关头甚至有些敏感的时候举办这样一个展览，不外乎就是希望呈现一种过去没有的话语主张，或者建立行为艺术的话语“原点”。不管将来行为艺术发展的怎样，走向何种方向，在论及中国行为艺术的时候，是绕不过这“一个版本的文献展”的，是不得不提及这次“能够收集和整理的资料”的。不管策展人是不是想到了这个层面，总之客观上会有这样的结果。当然，如果人们对这次文献展给予客观的、理性的剖析和阐释，它的负面影响会大大降低，也许会成为反面的案例。
第三、为什么是1985-2010而不是其他特定时段？
这个问题也是不言自明的。1985是目前基本公认的中国当代艺术的起点，1985至今应该是中国艺术史的一个单元，是中国当代艺术史最重要的时段之一。囊括这个时段的中国行为艺术，对这个时段的行为艺术进行甄别、研究、梳理和鉴定，其实也是对中国行为艺术历史的最重要的事情，总体上讲，这个时段是行为艺术源起、生长并且逐渐进入常态的时段，完成这个时段的鉴定，无疑完成了中国行为艺术历史的书写基础工作。部分人认为，进入这个展览的艺术家，如果顺利的话，与进入当年89现代艺术大展的艺术家有差不多的性质，是一种资历、层次、起点和象征，是今后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当代艺术至少行为艺术话语权的奠基，如果这种判断成为现实，栗宪庭先生将改写历史，在成为“当代艺术之父”以后成为“行为艺术之父”。
但是，风险也是很大的。正如不少观众指出的那样，即使策展人所言准备了两、三年时间，也不可能完成通常需要更长时间沉淀和更多时间研究的工作，只能说，要么这是一种十分主观、甚至在体制的支配下敷衍了事的甄别、研究和鉴定，要么真如策展人所言“能够收集和整理的资料”。至于，2010年刚刚过去，展览的时间跨度就覆盖了2010年，那只能反映出组织者的目标是展览，状态是不假思索，比较淡漠的是艺术精神和学术精神。展出力不从心的时间跨度的文献，同样证明这个时间跨度是一种假象，目的也并非真正要覆盖这个时间段，求全、求高、求权威而已。如果文献展仅仅展出1985-2000或者1985-2005年的行为艺术文献，似乎更能够让观众接受。可是，这与组织者的目的性相去甚远。
第四、为什么又是争取“合法性”或自由空间而不是学术发掘甚至商业运作？
策展人说，“我们和大家一样都在努力争取更多的自由展览和创作空间”，包括部分参展艺术家也反复声明展览的价值之一是争取“合法性”和自由空间。不要说此前已经出现过行为艺术方面的展览，即使从来没有过，争取“合法性”也只不过是一种半推半就的依附体制借助或者介入权力的幌子而已。谁都知道，在合法与非法之间、自由与不自由之间是没有调和余地的，非法的东西无论怎样争取都不可能变成合法，这是法治精神的原则之一，体制认为不合法的艺术作品，无论你怎样争取，都不可能变成合法的作品。联系到中国艺术法治，尽管行为艺术在很多时候尤其是聚集人群较多的时候受到官方以“稳定、和谐”等看上去冠冕堂皇的理由驱赶，但是，包括官方在内谁也没有说行为艺术非法，谁也没有说行为艺术不能存在、没有自由，我们也不止一次看到有警察站在一旁观看行为艺术演示而并不制止的场面。因而，争取合法性和自由空间的说法显然有悖常理。即使这次文献展，已经顺利展出，说明是合法的，也是自由的，但是，如果策展人将体制并不赞同的作品放进去，无论怎样争取，都是不可能展出的，也就没有自由与合法可言。至少，这与争取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争取合法性和自由空间的思维方式完全等同于权力集团给出的很多说辞别无二致，看清楚了它的本质，不过是一种忽悠而已。当一个事件的目的不便公开展现的时候，就会用看起来利于大众的说辞来解释，以求得大众的理解和接受，最典型的例子是征地、**，政绩、形象、GDP等目的显然不能拿来与民生相提并论，这时就出现了诸如发展、幸福、改善民生、硬道理等说辞。这次文献展争得了多大的自由展览和创作空间呢？虽然策展人说在准备阶段，受到体制有关方面的审查，做了很多争取性的工作，但是，行为艺术展览会不会因此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根本不会。尤其是在建立中国行为艺术价值体系以及现则展出作品方面，策展人的自由度仅仅在官方的容忍范围以内。
如果展览放在行为艺术学术探究和梳理上，站在行为艺术根本属性的立场以及1985-2010中国行为艺术主流的高度，作出判断，打捞出能够体现这个时期行为艺术观念与精神价值的行为艺术作品，即使其中一部分作品因体制的强权干预无法展出，也才真正具有策展人所阐述的展览意义，在真正具有自由空间。而文献展仅仅在争取和有关当局筛选、过滤之下展出了一批至少从时空跨度上并不能很好地呈现中国行为艺术本来面貌的资料，说它具有争取“合法性”或者争取自由展览与创作空间，实在有些不着边际。不要说争取，即使在体制容忍范围内，文献展似乎也没有做到更好。
争取自由展览和创作空间的托词，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就是回避矛盾和掩饰屏蔽的问题与删除的问题，文献展的一些重大疏漏和或许是价值判断准则不同而出现的重大误读，都可以在“争取自由空间”的借口下变得十分合理，尤其是在整个过程并不透明的情况下。这次文献展显然不如当年高铭璐（策划被封掉的89′纪念活动）高明。
第五、为什么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针对的都是展览而不是行为艺术本身？
目前表达出来的观点主要是两种，一种是以策展人为代表的正方观点，一种是观众的反方观点，当然那种貌似公正的一分为二观点因为无关痛痒，可以忽略不计。
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针对的都是展览本身，主要是作品的代表性问题，作品的遴选、甄别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参展艺术家表现出轻松自如的心态，在泛泛肯定文献展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不忘沾沾自喜于个人的幸运，甚至自我陶醉于能够为行为艺术的发展、为推动行为艺术历史前进给了力，这其中也包括个别“被署名”的行为艺术家。极少数自认为自己的作品或者顺带说说别人的作品多么优秀而并未进入文献展，实际上把这次争论推向了一种纯粹的作品遴选的争吵。这也反映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群体的致命缺陷。
两种力量其实都没有理性地探究中国行为艺术的脉络和整体精神价值观，没有注视行为艺术的总体模样与艺术成就、社会影响等等行为艺术自身问题。比方，行为艺术在这个时期不管其艺术性强弱，一个带共性的倾向是直面社会现实体验，批判社会治理结构带给人的种种桎梏以及个**利的消解、公平正义的践踏等等，既有宏大的人性主题也有比较微观的观念表达，既有政治、经济现象的质疑，也有文化、思想范畴的反省，总之，中国行为艺术虽然普遍反映行为大于艺术、过于看重“响动”而忽略精神力的流淌，但是，其批判性、现实反讽性、社会意识形态的质疑性、社会体制的鞭笞性还是十分突出的。正因为如此，再加上行为艺术演示现场多数不在展览馆而在野外或者特定的空间，会聚集观众，一直受到有关当局的高度关注甚至禁止，一些行为艺术家甚至因此受到人身伤害。作为文献展，毫无疑问应当对不同年份、不同主题、不同风格、不同“材料”甚至不同发生现场的行为艺术作品进行探究，发现和锻炼其价值，哪怕是“一个版本”的文献展，也应该实现这样的目标，也要有“一个版本”之下的完整性，否则，难以成为真正意义的文献展，甚至有可能沦落为疑似资料拼凑展或断章取义展甚至官方展。建立在学术研究与艺术甄别基础上的文献展，哪怕在有关方面的强制和干预下无法正常展出，其价值都是不可磨灭的。
对于这样一次准体制的“高层次”的“重要的”行为艺术文献展所持态度，本来应该是不屑一顾的，尤其是某些参展艺术家，更应该秉持独立和批判精神，保持当年创作行为艺术作品时候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抵制这种带有浓厚体制色彩的所谓“争取自由展览和创作空间”为目的的展览。可让人沮丧的是，他们丝毫经不住这种似乎展现价值定位和个人名利的展览的诱惑，并且暴露出内心的喜悦的“屈从”。在推动“历史”、实现名利与个人艺术立场、价值准则面前，他们毫不犹豫地全责前者，这种情形，实际上宣示了这一批行为艺术家作品的虚伪和卑微。有句名言叫做“体制认可的艺术不是当代艺术”，而且这句名言成立的情景并非中国情景而是其他相对更加宽容的情景。而没有参加这次展览的行为艺术家更没有必要怀疑组织者的“代表”资格和“代表”行为，因为这种资格和行为跟郭程钢一样并不存在怀疑的必要，再缺乏法定要件的前提下，任何“代表”都无效。实际上，这次文献展最要害的问题不是“代表”而是“界定”，不是“选择”而是“屏蔽”，它把某些行为艺术作品界定为具有“中国”行为艺术价值的作品，正是这种界定，呈现出某些偏颇、狭隘和局限，它把某些基本有公论的优秀作品但是体制不一定欢迎的作品屏蔽在“中国”行为艺术之外。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之一是对参展作品的“中国”行为艺术价值进行解析和判断，进而对中国这个时期行为艺术进行没有狭隘企图和外界压力的理性梳理。其实，对文献展最大、最好、最有力的质疑甚至否定的办法莫过于适当放弃对展览作品范围过多的、被策展人理解为“对本次文献展高度关注”的争吵，集中探究中国行为艺术的逻辑关系、观念结构、表现形式、精神倾向、演进趋势等等，基于行为艺术的本质属性、社会背景和价值判断，甄别行为艺术的成败得失，这样，文献展的仓促、屏蔽、遗漏、误读、错判以及暗箱操作等等才能得到充分暴露，来消除这次文献展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造成的不良影响，正确的展览行为才有可能诞生。
第六、文献展到底有没有意义？
很显然，从行为艺术自身发展以及对行为艺术的影响看，文献展的所谓“历史推动”和“争取自由空间”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客观上也不可能实现，一方面是因为严重欠缺有力的学术探究与价值甄别，另一方面是因为名实不符的展出作品，甚至也包括或然的文献展组织者的某些功利目的。
文献展的“意义”或许仅仅在于，在当代艺术的历史转折关头呈现了一个典型的事件或行为。这个事件或行为可资证明，在中国现存体制和艺术生态之下，某种现存艺术只能以这样的面貌呈现出来，尤其讽刺的是，以“中国”文献名义出现的并没有体现“中国性”，以特定时段的行为艺术为观察对象的文献展，并没有完全覆盖这个特定时段。这种时间和空间的错位、价值定位与作品呈现的错位、展览行为与展览阐述的错位，本身就是一件行为艺术加装置艺术作品，联系到由此引发的争论及其争论状态，它告诉观众，这就是现实的中国艺术局面，这就是当下的中国艺术生态。它同时也表明，在中国当下艺术领域，面对名利齐刷刷的热情满怀和群情激愤，或者齐刷刷的默不作声和不辨是非。若干年后，或许会从文献展另外的价值对这个事件做出陈述。
检视中国行为艺术，亟待一批长期深入行为艺术现场，关注行为艺术行走，并且潜心探究行为艺术生效机制，判断行为艺术价值的批评家、理论家、策展人以及行为艺术家舍去功利，以足够的耐心做“淘金”的工作，对此前一个时期（不一定是1985-2010）中国行为艺术进行学理性的、艺术性的探究、甄别和梳理，吹糠见米而非去“米”存“糠”。
参阅：
1.《张海涛：“行为艺术中国文献展”—— 一个版本的文献展》
http://blog.artintern.net/blogs/articleinfo/zht1976/174054
2.艺术国际论坛《“行为艺术中国”：谁代表谁》访谈
http://bbs.artintern.net/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artintern.net/viewthread.php%3Ftid%3D23165%26extra%3Dpage%3D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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