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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张晓刚在他的重庆工作室。
当中国的大学1977年恢复招生的时候，张晓刚是全省仅有的两名被位于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录取的学生之一，他比其他20名同班同学年轻10岁。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西方艺术的影像──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保罗 高更(Paul Gauguin)、现代抽象主义画家──还有苏联现实主义画家。他说，“那感觉就像从地狱走进了天堂。”
然而，毕业后，他有10年时间是在小心翼翼的生活和创作中度过的。他在成都与一名性格外向的女人结了婚，她喜欢摇滚乐，后来开了间酒吧。白天，他在自己的母校教美术，晚上则饮酒贪杯。他母亲的精神病恶化了。26岁的时候，他得了胃出血，住了两个月的医院。
纽约中国中心(China Center)的艺术总监翁菱1986年在重庆与张晓刚会面。她说，他是“一名激愤的艺术家，写了很多诗，画的画就像一曲曲悲歌。”冷林当时是一名学习艺术史的学生，后来成了张晓刚在佩斯画廊的经纪人。他也曾参观过张晓刚在那一时期画作的展览，他说张晓刚那时主要画的是身着托加式长袍的人物，四周是异教、基督教及佛教信仰的标志符号。冷林说，“他在与欧洲较劲。”
1989年，张晓刚画了一位坐在希腊神话中的遗忘之河“忘川”(Lethe)河岸的红色女人。几个月后，他目睹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运动。就在那时，他决定放弃他一直探求的西方主题，去寻觅一条可以捕捉中国集体身份特征的途径。
他在一个空饼干盒里找到了他要的东西。1992年，在结束他的首次欧洲之旅以后，张晓刚去看望父母。他留意到母亲把一批黑白家庭照片装进了一个吃剩的饼干盒子里。他在翻看这些照片时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自己婴幼儿时期以及父母更有朝气的年轻时代的照片。此时的他刚刚当上父亲，而他却感觉与照片上不太熟悉的面孔之间关系更加密切，后来证明正是这件事让他产生了顿悟：文革之后的中国也是一个不睦的大家庭。
在全世界对中国艺术品的需求高涨之时，中国在世画家中身价最高的张晓刚却在和自己脆弱的健康状况作斗争。但同时，他又开始了新的艺术探求。他开始从朋友、甚至小贩那里收集家庭合照，一张一两块钱。一些共同特征开始浮出水面：这些家庭人物鲜有笑容，他们单调的表情和工人式的装扮与他所研究过的西方数个世纪强调感官刺激的肖像画相去甚远。如果说有什么感官刺激的话，他们的禁欲主义表情能唤起人们对描写明代将士的画卷的回忆。随后他开始了一系列的大家庭绘画创作。由于张晓刚的一个弟弟患有眼疾，他画中的男孩经常都是斗鸡眼。他也开始在他画作上的人物之间画上红线，他将自己的这些画作命名为“血缘”(Bloodlines)。
1994年，他将几幅画送交给香港的艺术品经纪人张颂仁，张颂仁在回信中写道，“这些画是你给我的作品中最优秀的，再接再厉。”
瑞士收藏家希克也是在这段时间到成都拜访了张晓刚。他立刻定制了一幅打算挂在餐厅的“血缘”作品。希克说他意识到这一系列的画作会大获成功，因为每次他举办宴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客人都被这幅画吸引，对其着迷。希克说，“在创作那些作品之后，他已登上成功之巅。突然之间，他成了代表中国的新面孔。”
1995年，张晓刚受邀参加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Venice Biennale)，展出他的“血缘”系列作品。第二年秋天，中贸圣佳拍卖公司(Sungari Auctions)在中国大陆组织了首次当代中国艺术品拍卖会，张晓刚的一幅“血缘”作品被用作拍卖目录的封面，这幅画以几百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艺术品经纪人，后来又被比利时收藏家、食品业大佬盖伊尤伦斯(Guy Ullens)收购。
张晓刚一直坚持创作这一主题的作品，但是到了1999年的时候，他开始担心自己只是在重复自我。他的个人生活也在走下坡路：他离了婚，收拾起行囊，带着3,000美元的现金到了北京，一间空空荡荡的公寓，地板上扔了一张床垫就算是他的家了。他又开始酗酒，这一年他41岁。
不过，他的作品销量却在上升。纽约艺术品经纪人麦克斯 普罗特斯(Max Protetch)展出了他的新画作──主要是对人们的困顿面庞所作的肖像特写──而且一售而空。2001年，张晓刚在世界各地14家画廊和博物馆举办了个人画展。为满足需求，他开始从事新系列的创作，探寻有关失忆与记忆的主题。但是那一年他还是画了大约10幅“血缘”作品，“以飨艺术品经纪人”。
张晓刚心脏问题的最初征兆出现在2003年，当时他去看望了父母回来，头晕了一个星期。最初，他以为是昆明海拔太高所致，可是等到医生给他量了血压，结果是180/140。他开始吃药治疗。
他在最近一次通过翻译进行的采访中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台机器，被迫工作。我感觉自己的事自己做不了主。”2000年到2005年之间，他的工作室搬了五次家，部分目的是为了接待更多的访客。越来越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西方收藏家也在发掘中国的当代艺术品，一天八个代表团进出他的家门对他来说不是什么稀罕事。有的人带给他名贵的酒或邀请他去度假以讨其欢心，还有几个人潸然泪下，说他们被他的作品深深打动了。他开始考虑是否要找一家固定的画廊来处理作品销售方面的问题。
很快，除西方收藏家外，中国富裕的新生代实业家和企业家接踵而来──这进一步证实了，推高了各种当代艺术品价格的全球财富的急剧增长也已经蔓延至中国。
2006年3月，苏富比拍卖行在纽约首次举办了亚洲当代艺术品拍卖会。张晓刚画的一幅年轻男子的肖像，《血缘系列：同志120号》(Bloodline Series: Comrade No. 120)，售价接近100万美元，几乎是其预估值的三倍。同年秋天在伦敦，英国收藏家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以创纪录的150万美元的高价购买了一幅1995年的“血缘”作品。五年后萨奇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了这幅作品，差不多是他投资额的四倍。到了2008年，张晓刚决定要更多地把握自己的人生。他再婚了，并同佩斯威登斯坦画廊(PaceWildenstein，即现在的佩斯画廊)签了约，这家画廊是率先在北京开设分支机构的纽约画廊之一。对于首次在佩斯举办的个人画展，张晓刚决定一幅“血缘”作品都不展出，而是试图将经过修正和扭曲的记忆形象化，尤其是那些痛苦的记忆。展出的画作上包含有灯泡、床、笔等静物元素。据佩斯画廊透露，这些作品大多数每件售价在50万美元左右。
那一年张晓刚的步伐没有放缓，一直到年末，随着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破产，艺术品市场因受全球经济动荡的影响开始变得萧条起来。根据拍卖数据库Artnet的数据，2009年，只有16幅张晓刚作品提交拍卖，而前一年提交拍卖的作品多达64幅。那一年，他的作品的最高拍卖价为250万美元，是由一名亚洲而非西方的收藏家出的价。艺术品市场也在那一年经历了同样的整体转变，亚洲各地艺术品销售活跃起来的时候，纽约的买家却出手格外谨慎。中国古玩和卷轴画的价格上升得尤其快，一尊清代花瓶2010年的售价达到了创纪录的8,600万美元，齐白石一幅描绘雄鹰的中国画2011年售价达到了6,500万美元。
2010年春天，张晓刚的母亲在睡梦中溘然长逝。张晓刚说他再度开始无度饮酒。同年11月，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三天后他做完手术回家，急着完成下一个月拟在北京今日美术馆(Today Art Museum)展出的八幅油画。他没有得到充分休息，很快又满负荷工作起来。他意在让三家画廊挂上他的作品，但是最终只有两幅画派上了用场。那段时间至少有一件大型创作──空中角度描绘躺在不同床上的四个男孩的画像──依然放在他的工作室里尚未完成。
2011年5月22日，张晓刚的胸口又开始出现憋闷，三天后，他被紧急送往医院。医生坚持要他暂停工作。
张晓刚打算把空闲的一年时间用来读书。他最先读的是大部头的关于中国艺术史的书。(他已经读到了宋朝部分。)他说他已经戒了烟，很少喝酒，每天早上要在住家附近走上好几里路。
他违反医生的叮嘱已经有好几次了，为香港艺博会上的佩斯画廊展厅创作了另一幅“血缘”作品，还为其在瑞士巴塞尔艺术博览会(Art Basel)上的展厅创作了一幅肖像画。他也开始筹划创作一系列家长-孩子的肖像画，在这些作品中观众感受到的是小孩子的视角，家长显得高大突出。
但是他把大部分创作精力都放在了全新的青铜雕塑上。五年前他就开始尝试这种新的艺术形式，现在仍然觉得它很有挑战性──他的工作室里到处是扔弃的青铜。去年，他雇佣了两名青年雕塑家来帮助他制作了10个人物模型，包括一个四英尺高的少年水手半身像和一个放大了尺寸的婴儿像。几周前，他将这些雕塑的石膏模型送到了纽约州北部的一个铸造厂。今年冬天，他要前往美国，创作几件佩斯画廊明年春天会向公众展示的作品。他说，“也许我的人生新旅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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