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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年的迷狂-审视当代绘画]是龙艺榜画廊的一个系列性的研究现、当代中国绘画的项目，目前已完成的展览包括：2010年《163年的迷狂-自我意识与文人精神》 (参展艺术家：段正渠、范勃、王顷、马轲、刘瑞昭)、2009年《195年的迷狂-关于绘画性》(参展艺术家：王克举、李晓林、王家增、杨宏伟、杨大治、张颖等)。
91年是参展艺术家从艺术启蒙开始从事绘画的时间总和。艺术家个人的美学“趣味”（品味、taste）是艺术创作个性化最本质的基因，推动绘画对精神性的追寻。当前的中国绘画已经摆脱向西方大师学习技巧与风格的阶段，对主义和流派的热衷退去，同时绘画中观念至上、反技术的风气开始涌动；而参展艺术家崔彦伟、谭军、黄立言、祝铮鸣坚信“绘画是一种极限运动，没有终点的有难度的攀登”（谭军语），其作品不游戏于观念的机巧，也没有迷失于笔墨绘画性的卖弄，而是直面绘画对自我与人性的本质质问；他们独辟蹊径的风格化的创作表现出独特的个人趣味，诡秘的气息与古代中国绘画的传统神秘相连，使人想起历史上个性独特的文人画家们，如俊逸冲淡的倪云林、怪异高古的陈老莲、孤高独寂的八大山人。
哲学家康德曾经研究了美学与品味两者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品味是个人化而超越理性的，没有一个普适的好的品味的标准。在东方艺术范畴，“趣味”类似于古代书画家强调的“品”，如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论及的“神、妙、能、逸”四品，绘画境界的高低与艺术家的志趣、修养相关联。“趣味”之于绘画，是多种视觉元素的混合，表现在作品的笔墨、色彩、材料、质感、构图、造型等各个方面，并与艺术家的人生经历、文化积淀相关联；另一方面，趣味似乎与生俱来，如同一种宿命，抽象而不可言说，在作品中处在某种在场而又隐蔽的状态，如同深潭之底的星辰，光芒隐晦却深邃。
崔彦伟（1963-）年轻时正值现代主义和美国艺术开始被中国艺术界认知的时代，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从事抽象色域绘画的研究（影响他的艺术家如马克-罗斯科），同时艺术家对具象写实也有着本能的偏好。在近期有关古典园林的主题中，他削弱空间感，山石、宝塔、草木被当作抽象的拼贴元素，细腻逼真地刻画女性的身体，使画面充满内在张力，放松和紧张感互相作用。谭军（1973-）的趣味悄然地体现在他对纸的挑剔上。在试验过生宣、熟宣和半生熟纸，净皮、棉料、麻纸、元书、云龙、玉版、蝉衣后，他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表达的物质载体—“手工原色长纤维皮纸”。原色即不能经过漂白，需呈现一种有生命的、透气的色彩。长纤维能让纸张的韧性增强，也使纸张别具韵味。纸张必须透水但不过于敏感，渗沁必须没有规律….而谭军用纸张粗糙的反面作画。对纸张的原始、质朴等品质的苛求，奠定了他作品沉郁、凝重而不失挥洒灵动的气韵，而他的趣味更表现在古意的境界中清癯的走兽、鹤鸟的造型和神态。黄立言（1976-）绘画灵感的源泉和冲动源于无法摆脱的面对虚妄的存在的游离感，可以感觉叔本华等哲学家关于人生痛苦的哲学对他的影响，也许艺术家自愿地沉浸于苦闷中，述说着超现实而诡异的故事：凶猛的虎、蚊子、鹦鹉与梦游的裸体男人在夜色中相遇；动物与人体拉长变形，好像正被卷进一个扭转到画面深处的空间…但这些场景好像并非象征主义的暗喻（如尼奥赫的绘画），而更与艺术家的趣味相关，带有一定的即兴和游戏精神。女性艺术家祝铮鸣（1979-）在泰国和印度的旅行与文化中找到了自我趣味的对应物：游走在泰国日常喧嚷的街市上淡定的佛教和尚、中性化的人体，冥想般的面容、花纹、瓷器的龟裂、蕾丝和动物的毛皮、蝴蝶繁复花纹的翅膀被她用委婉而不动声色的工笔画法晕染。画面总是动人心弦，令人感到陌生而又熟悉、恍惚惊心, 被无形的魔法笼罩。
宋代画家李唐晚年在南方遭到冷落，曾写下自嘲的诗句：“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趣味是艺术家抵御媚俗情趣与同质化风格的防线；真诚的艺术家忠实于自己的本能，使我们拥有多样化的艺术景观，不至于使中国绘画被写实美女独领风骚；同时，偏执的趣味如同双刃剑，它即是作品独创性不可或缺的源泉，也有可能令创作者陷入其中难以自拔，漠视新的可能性；“忘掉什么是好的Forget about Good”是创新与革命的先决条件。而参展的艺术家如何驯服并驾驭各自的“趣味”、沉迷其中而保持自觉的清醒，继续各自的艺术历险,也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展览文献部分：参展艺术家学画轶事或感悟】
崔彦伟（1963-）从事绘画32年
小时候，学校班主任听说我喜欢画画，就安排我和另一个同学在放学后办黑板报，我心想露一手的机会来了。我在黑板中间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假模假式地画着阳光照耀下的天安门，同学在两旁写字，他字写完走了，我还在画着我的天安门，天安门画完后发觉下面还空着一大块，于是又很认真地添了几个相互牵手的小朋友在上面，意在表现“我爱北京天安门”，待全部画完我一人又很心满意足地欣赏完自己的“杰作”后才回家。第二天早上一进教室，看见老师和同学们瞧着教室后面的黑板在笑，自己心里特得意，老师见我进来就笑着对我说：放学后，你把天安门下面那几只“猴子”给擦了，画几朵花吧。
谭军（1973-）从事绘画20年
画画，我总尽量避免让自己陷入纯熟的重复中，技巧上的那种操作训练和熟练的技术操作不是我想要的。虽然简单地重复让某些人觉得有一种修行和禅定的状态，我自己也曾这样认同和实践过，但我也很快意识到我并不希望自己在画画时入定。简单地说，我想持续进行有难度地画画。有难度的画画，是对自己整个人的挑战和超越，而不只是指相对于自己在绘画上的提高。我“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我自己在变，我要塑造我自己，我想用画画来表达自己深处的这些变化，画画因此而可能成为一种极限运动，成为了没有终点的有难度的攀登。像登山者，有专业的知识、技能和装备，有无数的目标在指引，但挑战的不是外在的山峰，而是自身的极限。之所以称为极限，因为它只能追求无法抵达。即使躯体的衰老过程会影响我攀登的速度，但它永远不会改变我前进的目标和方向，心中总有闪耀的目标在召唤。
黄立言（1976-）从事绘画18年
我初二下学期的时候开始和高二学美术的学生厮混在一起，经常去到他们画室玩，和一般正儿八经地课堂上课相比，一切都那么新奇和有吸引力，可以边听音乐边聊天边画画，你甚至可以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面发呆。那时候我们在学校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面租房子，从学校回到住处要经过很大的一片墓地，白天还好，有时晚上一个人回去有时候就有点紧张，又没有路灯，周围一片漆黑，只能唱着歌一路狂奔。那时还不怎么怕鬼，最担心的是遇到蛇，一种叫竹青蛇，听说挺毒的。村子里面还有些学音乐的学生，我们经常会聚在一起买菜做饭吹弹拉唱胡吹扯淡。慢慢的，到了后来，遇到不喜欢的文化课，就经常不去上，都泡在画室里面，以至于后来缺课太多毕不了业，只能在别的学校参加中考…现在回想起来，绘画对我来说，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意味着一种自由的生活状态，在其中，我甚至可以漫不经心无所事事地活着。
祝铮鸣（1979-）从事绘画21年
年少时在浙美求学，我最常去的地方是杭州的寺院，其中最喜欢的是净慈寺，然后是灵隐寺。还记得有时候在湖滨会看见下山的尼姑，她们清新脱俗，我会看她们看很久。后来，我在北京上美院，经常会想念杭州安静的寺院和悠扬的南屏晚钟，也会思考宗教和人的心性的关联。二十岁那年我画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创作《涅磐之卵》，画中的主角是个僧侣的形象，他抱着象征着希望的梦幻之卵，那张画后来获了奖，创作的思路对我以后的绘画都有影响。
研究生毕业创作的时候，我画的布上壁画叫做《般若波罗密》，毕业答辩的时候，有老师问，作品想表达的是什么，我说，“般若波罗密”是用大智慧到达彼岸的意思，我要表达的是“大智慧”。还记得当时在场的陈丹青老师笑着说：“那么一个小姑娘，就知道要有大智慧了！”我不信佛，但我相信“信仰”的力量，我想真正好的艺术创作是要用到“大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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