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人物塑造上呈现的感情差别，并不说明冯远在人物画创作思想上“厚古薄今” ，这实际上是“知之深，则爱之切” ，对感同身受的现实问题的切肤之痛，使他不能不痛下针砭。而当他把笔锋转向那些生活在遥远、贫瘠乡村原野的人们时，我们便感受到发自画家内心的理解与同情—— 《我要读书》（1994）和《乡童》 （2006）不仅是对乡村儿童上学问题的关注， 《苍生·藏人组画系列》（2001）和《远山·拉哈屯的父老乡亲》（2006）不仅是边远农牧民形象的再现，而且作品里蕴含着画家几十年中积累的理解和关爱。10年前，冯远在论述他对中国人物画现状的忧虑时曾说：“我们有了许多精致的形式、考究的笔墨技艺，却没有留下令人难忘的人的形象。 ”令人欣慰的是，在像《远山·拉哈屯的父老乡亲》这样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令人难忘的人的形象” ，那是一些具有不可重复、不可代替的个性和生命活力，而且流溢着艺术家关爱之情的人物形象。他们将留在绘画史中，并且经由绘画的历史，驻留于民族心灵历史的序列之中。
在当代卓然成家的中国画家中，冯远在艺术气质上显得较为沉着，他对许多名家乐于谈论的“玄深博大”的语言形式旨趣，一直保持清醒的克制。他一方面看到“真正代表现代中国艺术精神的已不再是山水、花鸟，而是人，是大写的‘现代人’ ” 。另一方面，他冷静地觉察到当代人物画的发展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物质形式因素不断获得超拔，而作品中的人物和艺术家的精神因素却不断迷失。 ”他的清醒还表现在对复古的“虚静空灵” 、对时尚的“大脑思维阻断” ，以及对一切模仿的艺术持有同样的批评态度。这使他在历史思考与现实观照之间，保持着情感和精神上的平衡。
伯特兰·罗素认为，历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它最平凡的意义在于让人们弄清历史事实，但它不应该排斥“细致的描绘” ，不应该轻视个人激情，不应该忽略个人在事件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他说： “如果历史为了颂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任何其他这类集合的统一体而忽视个人的价值，那是危险的。 ”我们从冯远的创作中感受到同样的思路，他通过个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细节”与“激情”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看和思考的平台。他在探讨中国人物画创作时，曾概括其追求为“ ‘人’的艺术和‘艺术’的人” 。他的人物画作品集给当代读者展开了中国人文化和精神发展历史的图卷，他的人物画艺术是有关历史的艺术。而他所塑造的古代文人、近现代革命家到当代城乡青年，正是中国人的形象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