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学习中国画的画家，基本上是在打破过去山水、人物、花鸟分科的形势下进入画坛的。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以描绘现实物象的技法为基础，向适合个人艺术气质的领域倾斜。随着在艺术上自由发展空间越来越大，他们得以选择最能发挥自己艺术才能的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些画家的个性化艺术风貌逐渐凸显，各有题材上的偏重。人们很自然地将他们分别归入人物画家、山水画家或者花鸟画家。但其中许多画家的知识结构和感情容量显然不能被花鸟、山水、人物这种区隔所限制。冯远就是这样的画家。虽然他的作品以描绘人物为主体，但他的艺术资质是综合性的；他所思考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这使他的整体艺术面貌显得宽广和丰厚。他从艺术史的角度深入研究、继承传统水墨人物画遗产，同时清醒地认识到传统人物画存在的形象的雷同、图式的重复等问题，这促使他高屋建瓴地开展自己的创作。
冯远画了许多历史上的人物，也画了不少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这些形象的共同点是紧紧依附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他在描绘人的容貌和表情、塑造人的性格的基础上再迈进一步，探求其时代的文化情味、文化氛围，通过个体或群体形象，表现特定的时代精神，重构早已失落的历史画面。
历史场面和历史人物是冯远创作的重头戏，《秦隶筑城图》（1980）和《秦赢政称帝庆典图》（1994）从两个相反相成又互为因果的角度，展开对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统一的集权政体的理解与思考。前一幅是秦代“黔首”以血肉之躯修筑长城的既悲且壮的场面，后一幅是秦始皇称帝的盛大庆典。这两幅作品风格各异，前者以线描和水墨晕染，强化了蕴含于痛苦中的激昂；后者以装饰性的白描和不厌其烦的细节描绘，形成在规整与秩序基础上的肃穆与隆重。两幅作品的映照和对比，体现了一般绘画作品难以表达的流动的历史脉络，透露出画家对秦始皇统一天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多向度认识与感慨。
另一件线描作品《屈赋辞意》（1993）以更加宽宏、自由的时空结构，阐释屈原作品的丰富精神内容。在立意和结构上，传统诗画本来就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辞赋上天下地的自由驰骋，与白描形式的“间不容发”毕竟大不相同。作者采取的办法是构图的穿插、叠加，将诗人的人生际遇与思绪、想象组织在统一的视觉空间里。
《秦赢政称帝庆典图》和《屈赋辞意》这两件巨幅白描，在绘画形式上属于一类，虽然前者是实际存在于历史事实中的人物和事件，后者则是文学形象或者诗的想象情境。但对于20世纪的画家来说，都需要运用历史的、图像的修养和资源，在理解历史环境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年深日久的传说和文献片段熔铸和链接为有机的、活的整体，使记忆复活。
冯远笔下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显示着一种深宏博大的气度，它反映了画家创作时代的民族心理气候。在历经劫难的中国文人心目中，对历史的反思加深了往昔辉煌的怀念；而画家身历当代文化的贫瘠，更使他在内心深处感悟文学经典在建构民族文化心理方面不可或缺的感召力。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文化界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设定的追寻民族文化本源的课题，是冯远这批作品的创作动力。如果说“复活”先秦历史和文化，主要依靠艺术想象的话，对近现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创作，更多地要依靠对现实的历史延展，那往往是一种追本溯源的激动。创作于1982年的三联画《英雄交响曲》意在回顾和吟诵中国近百年可歌可泣的历史，他把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知名人物与普通民众组织到不同的历史空间，在绘画处理上较多地借助明暗、色调构成无限深远而又可以感触的时空映照，并产生超验的精神氛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历史进程中付出最多而获得最少的那些“无名英雄”即亿万普通民众，给予最大的关注。正如一位欧洲哲学家所说：“那些被遗忘的无名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哀乐，他们的苦难与死亡，这些才是历代人类经验的真正内容（卡尔·波尔《历史有意义吗？》 ） 。 ”冯远这一时期的作品与这样的历史观念是相通的，正是这些无名人物推动并支撑了百年历史，也支撑了画家所构筑的历史场面。《保卫黄河》 （组画三幅—— 《百年家国耻》 《义勇军进行曲》 《北定中原日》 ， 1984） 、《星火》 （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农民， 1991）是这一思路的进一步展开，他把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与奋起抗争以自救的黎民苍生放到画面的中心，而见证他们的哀乐，他们的苦难与死亡的主题则与他们的苦难和抗争，与他们的血泪与欢乐共生，那是这些无名人物苦难与光荣历史的舞台。
世纪智者 冯 远
1987年的《百年历史》，把慈禧太后、溥仪和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这些代表了几个历史阶段的人物形象组织到一起。他没有把这些人物淹没于“群众”的汪洋大海，也没有借用漫画符号因素，而是吸收传统绘画文字题跋的作用，点明他们各自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意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氛围中活动的西太后与小皇帝，在“天下为公”理想中活动的孙中山，在“精诚团结”信念中活动的蒋介石，在“为人民服务”思想中活动的毛泽东……这种艺术构思，使作品的内涵超出绘画的视觉愉悦，而包容着文化和历史的深思。在完成《百年历史》之后10年，冯远又创作了构图相仿的《世纪梦》（1997），把与香港割让与回归相关的人物安排到一幅画面上，而且也同样安排了与史实有关的文字题跋。但前一幅作品的深沉凝重与后一幅作品的明朗辉煌，显然反映了作品创作的不同背景和意图。这种多人物重叠的集锦式构图，在《世纪智者》（1999）中达到极限。20世纪100年中人类文化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全都出现在一幅画面上，从托尔斯泰、马克思、爱因斯坦到梅兰芳、郭沫若、钱学森……数以百计的头像构成“智者”的星球。这幅画体现了画家对知识积累的重视和对文化精英的景仰，但过度的重叠铺排却冲淡了他们的个人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