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邓小平这两个开启了不同历史时代的人物，是冯远很感兴趣的绘画对象，他们在冯远的作品里多次出现。画家对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思考，主要围绕在他们的历史环境和历史问题上。他们各自承担着前所未有的历史重任——既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者，又是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启者。《孙中山与中国》（1996） 、 《蹉跎岁月》 （邓小平在江西， 2004）不是一般的英雄人物礼赞，更多的是对他们在历史关键时刻睿智思考和毅然决策的关注。
除了那些搏击近现代历史浪潮、把握中国社会走向的人物之外，文学艺术方面的人物也是冯远描绘的对象。魏晋名流（《竹林七贤》2002）、宋代诗人欧阳修和苏轼、清代文学家蒲松龄，以及鲁迅笔下的人物（ 《故乡》1982），现代中国画家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 《画坛四杰》 1993） ……这些人物对于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中国观众来说，蕴含着许多足以引发审美之外的感情联想的文化因素，所以并不是可以信手挥毫的题材。冯远所创作的这方面作品，以丰厚的文化内涵和洒脱的感情境界为特色。他是对描绘山岳、草木一直具有兴趣的画家，在这些画幅上，人物与他们的环境从精神上相得益彰。与近现代社会政治风浪中的人物相比，在塑造与古典文学、古典美术相关的形象时，他动用了更多的山水、花鸟画的形式资源。中国古典审美理想是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的，如果剔除了古代诗文中的日月云霞、山川草木意象，那些文学经典将不成其为经典。冯远深得此中奥秘，认识到“山水之美与哀乐之情相交织，自然美的发见与士大夫文人个体精神觉醒相关联” （冯远《从生命意识到审美知觉》 ）。他的这些人物画，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人物与山水、花卉的综合形式。例如面对“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苏轼、在“芳草斜晖，水远烟微”之际独坐的欧阳修、在豆棚瓜架边的月光下记写传奇故事的蒲松龄，以及杜甫诗意、李清照词意（2005）、元曲画意、诗经画意、宋人词意、古人诗意（ 《节令》 2003）等作品，都是在相应的山水草木之间展开，而《红楼十二钗》（1997）更以简洁清雅的笔墨，描绘了处于不同环境中的红楼女郎，其中尤以《探春结社》 《湘云眠芍》 《黛玉葬花》《宝钗戏蝶》诸作在人物与环境的互相映衬方面最为淋漓酣畅。这些作品中的山水草木不但是人物生活的环境与道具，更是人物品格、心灵、气质的映照和投射。衬景的成功经营，对于作品的意境发挥了重要的烘托作用。
对现实社会中平凡人物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思考，是冯远艺术思想的一大重点。从艺术思想角度说，他认为艺术应该是表现现实世界的艺术，他不但认同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而且赞赏萨特的这一信念： “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写作。 ”从整体发展看，当代中国城市和乡村的现实人物形象，在冯远人物画作品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从《都市百态习作》（1998） 、 《都市系列》 （2000）到《虚拟都市病症系列》 （2002），我们看到他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的观察在逐步扩展，对他们精神问题的思考在逐步深化。
标题为“都市百态”的人物画习作，是对现代城市代表性人物的正面描写。而《都市系列》 （又题“都市一族系列” ）却值得玩味，它给人某种“味在酸咸之外”的感触。组画由10个自得其乐的城里人组成，画家用流利的草书，在画面上题写了似乎与画中人物身份毫不相干、与其行为形成对比的古典诗词，如在极力扮“酷”的歌手边上写上“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 ，在匆促奔走于公司间的“白领”边上题写“不知香积寺，万里入云峰……”等等，让我们对那些社会转型期应运而生的人物与古老的文化传统作对比性的观照。有读者对画上人物与题诗的关系感到疑惑不解，因为画面人物与诗词境界完全不同。我们应该注意到，画家对组画题跋的处理与传统书画中的题跋立意完全不同，它使我们感受到中国文化正在经历的裂变。古雅的诗句与时尚的人物竟然出自同一文化根系，这使观众触目惊心。而两者之间的格格不入，不也表现了文化传统与社会情境裂变的疑虑与茫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他的《虚拟都市病症系列》，在这组画上，每一个表情诡异的头像边上，都题写了他们的病态名称，如娇宠、诞妄、贪婪、伪善、奸诈……画家所要表现的“虚拟都市病症” ，实际上是对现实存在的伦理问题的概括。但它不是普遍性的社会病症，而是流行于都市特定阶层的精神病症；另一方面，那不只是现代问题，而且是贯穿人类诸社会形态的历史问题。
如果说他在古典文学形象中歌唱了理想心灵和理想人格的话，那么他对“现代都市病症”的描写则属于对人性中“恶”的鞭挞。近20年来，中国现代绘画中出现了许多含有反讽意味的头像，即所谓的“大头” ，它已经成为一种流行图式。但只有在冯远的这批作品中，人们看到了毫不含糊的批判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