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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对于西方人而言，简直就是一个谜：用乌黑的墨汁，在薄薄的宣纸上信手勾勒几笔，一座山、一棵树、一座桥、一个人，或者一只小鸟，就活灵活现地展现在眼前。更不可思议的是，中国画不像油画那样强调结构、造型、色彩、透视之类的规则，画家们在作画时非常主观，把喜怒哀乐之情融入画作之中。中国画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完美呈现，也是古老东方文明的精彩演绎。在西方学术界，有不少学者乐此不疲地研究中国画的学理与规律，其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教授高居翰是目前研究中国绘画较为活跃的学者，他的著作《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恰恰撇开了中国画中的笔墨情趣，而是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明朝中国画家的工作和生活，此书为我们深入认识处于世俗圈中的画家是如何工作、如何养家糊口提供了全新的认识。
三联书店此前曾陆续推出了高居翰的中国古代绘画学术著作，如《隔江山色：元代绘画(1279—1368)》、《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1368—1580)》、《山外山：晚明绘画(1570-1644)》、《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在这些学术著作中，高居翰本着对中国古代绘画的浓烈兴趣，以扎实严谨的学术态度，揭示了中国古代绘画的各种秘密。
《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一书中，高居翰对画家的生计问题进行了较为翔实的分析。这里首先要弄清楚：绘画作品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在古代，画作是书香门第拿来装点门面的饰品，或是为了私人的欣赏，或是为了让来访者对主人的财富和品位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家庭里，绘画还可以用来祈福或者驱邪避祸，比如降服鬼怪的钟馗画像。直到今天，绘画的功能也莫过于此。明朝之后，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画作的需求越来越大，悬挂画作，收藏画作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那些没落的文人和对官场极为厌倦的官员，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绘画领域。
优秀画家之作品，和今天一样是难以寻求的，但是只要买家开出诱人的价格，那么这显然就不是问题了。明朝大画家仇英在世的时候，已经声名远扬，向他索画的人不计其数。为了得到他的墨宝，买家们必须先找到仇英的仆人，给画家书信一封，表明自己对画家的尊敬之情，画家答应作画之后，买家接下来就预付定金，然后画家开始作画。待酬金全部到位后，最后才将画作抛出来。在此过程中，仆人充当了中介的角色，他也要在画作交易中捞到好处。明朝画家的生活和今天的画家几乎一样，有顾客、有作品、有中间人、有交易。现金是画家获得酬劳的主要方式，此外，还有的买家会给画家礼物，盛情款待画家，给画家摆平各种棘手的事情等等。以此可以看出，名气大的画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可以生活得非常安逸，通过源源不断的酬劳支撑绘画创作。
从该书中可以了解到，有的画家为了安心创作，另外一方面也为了卖画养家，就成立了画工作坊，这类似于今天五花八门的艺术工作室。为了敷衍一些品位低下的买家，画家请自己的家人、学徒、助手批量生产，待一批画作完成之后，画家则亲自出马作上一首诗、签下自己的名、盖上自己的印，然后将作品“踢”出去。当然，那些地位显赫的买家，画家是不敢懈怠的，必须亲自出面作画。
“代笔”在今天是一个热门的文化现象，其实在古代画家圈中这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有的大画家在给买家作画时，常常会邀请同样绘画技艺高深但名气不大的朋友为之代笔。大画家唐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唐伯虎在成名后，为了应付那些索画者，常邀请老师周臣代笔，而自己把时间花在绘画艺术的探索上。由于他们师徒在绘画风格上惊人地相似，很多鉴赏家都难以区分哪幅画出自唐寅之手，哪幅画是周臣所作。该书中写道，大画家董其昌、沈周、任伯年、吴昌硕都曾找过他人代笔。
在中国绘画论史研究当中，除了要研究绘画作品的艺术价值外，画家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同样值得去挖掘，正是无数活生生的画家的生命个体，才浇灌出璀璨的中国艺术之花。该书的出版，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绘画之美，认识古代画家真实的一面提供了有益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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