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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涵先生是我国具有重要贡献的老一辈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在艺术界和教育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广泛的影响，他对中国美术事业的繁荣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彦涵先生的艺术创作思路宽广、题材丰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拓展性，在木刻、水墨、书法、油画等方面均有涉猎并成绩斐然，尤其是在推动20世纪中国版画艺术的发展方面，功不可没，为抗战美术史和新中国美术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堪为当代中国美术家之楷模。
彦涵先生早年在杭州国立艺专学习，在那里的生活和绘画基本功的磨练，为他一生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丰厚的基础，这是一段极难得的沉淀。他早期的艺术生涯是在战火纷飞中度过的，一手拿枪、一手拿刻刀，以战士和画家的双重身份为祖国和人民战斗。在与敌人的殊死搏斗中，在与人民的同甘共苦中，彦涵先生创作了一大批反映革命斗争、群众生活的艺术精品，塑造了无数英勇战斗、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把她们藏起来》《不让敌人抢走粮食》《狼牙山五壮士》等作品至今让我们回味无穷，不但展现了他艺术创造的才华，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彦涵先生亲身参加并记录了这个壮阔的历史时代，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真切地表达了艺术家的爱与恨，体现了他对中国革命事业执著的追求和对劳苦大众浓厚的感情。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彦涵先生开始形成他质朴、鲜明、充满力量和激情的艺术风格。改革开放以后，彦涵先生的艺术创作再次焕发青春，他大胆革新、破除陈规，在主题、形式方面不断拓进，但保留了恢弘大气的艺术内涵。上世纪80年代后他的新作常常利用锋利跃动的线条、强烈的黑白色块来统摄画面，在鲜明的对比中大刀阔斧地塑造人物形象，一点一画、一线一面，均能扣人心弦、动人心扉。《骑牦牛的藏民》等作品中运动的人物、飞舞的线条让人过目难忘，恰到好处地把握住向内的凝聚力和向外的感染力，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在主题立意方面，他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依然保持着与人民大众的鲜活关系，但却又不局限于生活琐事的表现，而能触及人性善恶，饱含深刻的哲理和寓意。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彦涵先生的创作更加简洁、概约、雄浑，甚至加入了很多抽象构成的审美元素和形式结构，充满现代艺术的活力与激情。在更加洗练的艺术形式背后，其深沉而强烈的感情依然一以贯之。《春天》《飞鸟》《城市》《眼目》《分解与组合》等作品鲜明地体现了彦涵先生这一时期的艺术特色和精神品格，形象生动、情感真切，画面深处洞见出心灵的悸动和生命的永恒。
2004年冬日，我在协和医院病房与先生晤谈，拜读了部分速写作品。彦涵先生自谦地说：“这些东西是素材性的。”但这些作品的背后，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其珍贵在于现场的纪实和画面表达感受的真实性，以及作品表现意图的完整性，其价值已超出了记录性、素材性的范畴，具有文献的价值。生动活泼的人物造型、自然朴素的山野村舍，无不流淌着画家对故土深深的眷恋之情。2011年8月，彦涵先生病重住院，我在一个晚上前去探望，病榻上的他已难以言语，先生左手握着我的手，右手举起轻微摆动，但内心澎湃的情感却依然是那么的真切！
彦涵先生的逝世，是中国文艺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缅怀先生，目的在于开创未来。彦涵先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一方面是因为他勤于艺术创新和理论思考。既能不断挖掘和继承传统精髓，同时又勇于吸纳百家、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也源于彦涵先生对社会、现实的无比关注，对人生的体验与感悟。他的作品与人民大众血脉相连、密不可分。作为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中国人，彦涵先生在党和国家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重大时刻，在关乎人民命运的每一个重要事件中，几乎都有大气魄、大担当的新作进行主题表现。作为一名美术教育家，他在教学岗位上坚持真理、循循善诱，注重学生艺术个性的培育，为新中国美术事业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为美术教育工作者树立了典范。彦涵先生一生淡泊名利、胸怀高远，对国家和民族始终充满信心，对社会和人民富于责任感、道义感，是一位具有高尚人文品格、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无私奉献、勇于创新的精神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他宝贵的艺术财富也将激励我们为祖国的美术事业和教育事业不断努力！
（作者：吴长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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