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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特林之塔和激越年代
塔特林之塔的设计是为了纪念第三国际的成立。在1920年，为了庆祝共产主义的胜利，当局决定建造一座超越埃菲尔铁塔的建筑，而这座建筑同样也应该是庞大高耸的，当时这个设计被视为国家向现代迈进的标志。
塔特林之塔的设计采用工业材料作为建材，比如钢铁和玻璃。塔的主体结构是一对高度达到400米的螺旋体，参观者可以利用多种机械装置盘旋而上，欣赏建筑和周围景观。不仅如此，在塔的底部还有一个会旋转的立方体，用于演讲、研讨会和立法会议的召开，立方体完全旋转的周期为一年。在立方体上有一个小型金字塔状房间，作为管理室，金字塔旋转周期为一个月。
事实上，弗拉基米尔·塔特林的设计在今天来看仍然可以称得上具有革命性。而在当时，聚集在发源于1915年的俄国构成主义旗帜下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并不只有他一个。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打造新社会主义社会的热情激励了先锋艺术和建筑的合作，一大批艺术家投身建筑设计——建筑成为最能被实践的艺术形式。
以塔特林为例，他就曾在巴黎参观过毕加索的工作室，之后在莫斯科制作并展出了构成作品《悬挂的木与铁的形体》，并提出了“构成主义”一词，作品和词都源于拼贴向三维的发展。之后，他把各种材料放在一系列几何造型的基础上做了研究，认为材料和有机组合的造型是一切设计的基础。第三国际纪念碑是塔特林的代表作，它是雕塑、建筑与工程结合在一起的抽象构成，体现了构成主义关于空间、时间、运动和光的考量。而另一位构成主义的大师、现代绘画史上第一位创作纯粹几何图形的抽象画家马列维奇也曾设计建筑模型，其中的一些模型成为以后建筑的重要参考。
如今，这座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庭院里被涂上了红漆的高塔模型成了一个向西方世界展览曾经的乌托邦梦想和苦痛现实的完美线索。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这种视觉上的纯粹性就像共产主义本身一样，在当今的脆弱现实面前显得格外虚无缥缈。
曾经的革命性建筑在衰败
走入展馆内，除了一个关于第三国际纪念塔的小型展览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场地聚焦那些1915到1935年间在前苏联切实建成的建筑，其中包括工人俱乐部、住宅社区、一个面包厂、一个巴士车库、《消息报》总部，以及其他的为新政权所建的新城市制作的宣传资料、档案等。
其中最为接近第三国际纪念塔的建筑应该要算是在1922年建成的莫斯科Shabolovka 广播塔了，它用钢铁的搁架塑造出了一个完美的高耸圆锥体，成功地将创造性和实际功能融合，到今天仍然在发挥功用。
然而，其他的曾经革命性的建筑都呈现出一片明显的衰败图景。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乌托邦建筑物之一”，位于莫斯科的纳康芬公寓楼(Narkomfin)现在就奄奄一息，几乎被俄罗斯的寒冬完全摧毁。在展览的照片上，这座标志性住宅墙面剥落、屋顶不堪重负。在1930年建成时，这幢建筑曾经是一种社会实践工程，鼓励人们过共产主义生活。这座6层的混凝土建筑物以梁柱支撑，公寓房间很小，但有一幢邻接的建筑物，里面设置公用设施：餐厅、厨房、洗衣房、托儿所、娱乐室和图书馆。在公寓的屋顶上是屋顶花园和公用日光浴室。在这幢大楼里，生活完全集体化，走廊很宽，当早晨6点钟起床号响起时，住在里面的人们一起在走廊上做早操。
康斯坦丁·梅尔尼科夫这位曾经在1925年设计了横跨塞纳河两岸的停车场的构成主义建筑大师，在前苏联的代表作则是莫斯科的Rusakov工人俱乐部、他自己的房子和前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车库。这些建筑的现状都不乐观，Rusakov工人俱乐部的屋顶也有坍塌的危险。其中，国家计划委员会车库的外立面是一个巨大的圆盘，这一设计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视觉设计中借鉴而来，同时也呼应着车轮和机动车辆的散热器。这座设计前卫的建筑显示出在当时的苏联，俄罗斯建筑师们确实实现了现代主义的梦想，甚至可以说比任何其他地方的建筑师都走得更远，而且同时，他们也可以兼容和重塑过去的设计理念。
这些老建筑都被以照片的形式加以呈现。建筑现状的部分来自于摄影师理查德·佩尔的拍摄。从前苏联解体开始，佩尔一直专注于拍摄这些具有革命性但却日渐失去光彩的建筑。另一部分则来源于莫斯科Schusev国家建筑博物馆，这家博物馆收藏有60万份建筑影像资料，这些资料档案中则展现了这些建筑当年的雄姿。两相对照，新照片中是老去的建筑，而泛黄的老照片中则是它们崭新、新锐的样子，完美遥不可及，而这仿佛将这场展览变成了一首挽歌。“曾经这些建筑被视为用来创造一个崭新世界的载体，这个新世界将是高效率、整洁、高度科技化的，然而生活在那里的一代代工人并没能看到这样的世界的到来，最终，他们再也无法维护这些建筑。”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
这是场短暂的迸发
这些已经被建成的建筑某种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粗制滥造的，因为在当时，苏联既没有足够的钱也没有充沛的原料来建造它们，同时，劳动力也因为饥荒和连年的战乱而被消耗殆尽。《金融时报》不客气地说，这些建筑“只不过是一场现代主义的布景”。
陪衬这些建筑的则是同时代的艺术作品，大多是绘画作品，这些作品表明了这是一个建筑和艺术紧密结合的时代——建筑师们通常也是艺术家，艺术家们也可以构造出一种几何化的抽象建筑形式。其间自由转换的缘由被《卫报》的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不仅仅需要通过斗争而达成，也需要通过艺术来塑造形象。起重机是一个工具，它将艺术家的创造放大到一个最大的规模。”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非常魔幻的展览。在其中，油彩可以塑造城市，而且效果非凡;工厂也可以是一件艺术品;而批量生产的招贴画则极有可能是艺术家手工绘制的。然而，在国家机器面前，“创作的自由不可能长久”。
本次展览的尽头是一间阴暗的房间，里面展现的是列宁陵墓的构建。列宁陵墓出自建筑师阿列克谢·舒谢夫之手，舒谢夫因此获得了“苏联功勋建筑师”的称号。然而，这座后构成主义时期的金字塔形建筑，和当时的政治风气相匹配，成为所有这一时期的建筑中最为神秘、沉重的一座，也成了前苏联从革命乌托邦时代到斯大林时代的转型期的物化象征。果然，在短短几年之后，斯大林就提出了“艺术需要和当下苏联的英雄主义一样简单直白”的要求，而这种社会主义现实风格立马摧毁了此前风云激荡的艺术创作精神。
90年以后，俄罗斯石油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建议在圣彼得堡建造一座同样高达400米的高塔，后来因为和圣彼得堡涅瓦河边的景观反差巨大而引发争议。然而，这一以原油资本作为动力的构筑物完全达不到塔特林之塔的想像力，它庆祝的是强盗资本主义，而不是革命。同时，塔特林之塔的影响力还包括在世博会和各大盛世举办地竖立起的钢铁高塔构筑，伦敦奥运会场地上的奥运铁塔也是其中之一。《卫报》评论说，“90年以后，我们的设计仍然在塔特林之塔的身影之下徘徊。”
值得高兴的是，那些衰败中的建筑物将有可能得到翻新保存。那座曾经容纳乌托邦理想的纳康芬公寓楼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改造成一座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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