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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岁的的尤伦斯和他太太
比利时收藏家盖-尤伦斯很久没有面对中国媒体了。从2010年秋天开始，关于他的传言在中国当代艺术界一直没停过。比如民生银行与尤伦斯的“重大合作意向”无疾而终，比如2011年2月初美国《艺术新闻》报道称尤伦斯夫妇有意逐渐从尤伦斯艺术中心(UCCA)的运营管理中抽身，寻找中国、欧洲有实力的长期合作伙伴共同运营。2011年4月，尤伦斯在香港索斯比的春季艺术品拍卖上，挂出了106件中国当代艺术代表作，更是引得当代艺术界议论纷纷。
尤伦斯并未讳言有意将自己的当代艺术收藏“整体出售”，只留少量重要作品，但约2000件的藏品规模，很难找到一次买断的下家，他不得不“分批拍卖”。这106件藏品的出售，有国内评论家称之为“抛售”，并推论“欧美艺术投资人对中国当代艺术正在失去信心”。
2007年底在北京798艺术区揭幕的UCCA，目前仍然是艺术区最大规模的艺术机构，也仍是国内惟一由西方收藏家个人创办的民营非营利艺术中心。在UCCA之后，多家西方一流艺术机构如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美国古根海姆美术馆、纽约现代美术馆都曾到北京寻址，计划在这个当代艺术市场突然“井喷”的地方开设分馆，但最终没有一家落地。
中国当代艺术界从来没有看好过UCCA的前景。艺术中心开张典礼的奢华手笔令四周哗然，主要由西方人组成的管理层意味着昂贵的运营成本，而中国不像欧洲发达国家，对民营艺术机构还没有任何法律、政策上的优待、支持。UCCA“开不下去”的说法，每隔一段时间就被炒热一次。
2011年7月16日，中国艺术家宋冬的最新展览《穷人的智慧》在UCCA揭幕，尤伦斯来到北京。77岁的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几次提及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在谈论他的收藏和UCCA的未来时，他说：“我还会更多地出现在拍卖市场，而UCCA会办得更好。”
不玩“艺术是外国的好”
记者：你和民生银行、民生现代美术馆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尤伦斯：事情不复杂。几年前中国掀起了当代艺术的热潮，那时我们开办了UCCA，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问题是，它是我的独角戏么?是否应该更中国?我们能否找合作伙伴?倒不是钱的原因，而是怎样保持热情，充分挖掘资源，在中国艺术界做到最好。
也许UCCA是来得早了点，它有很好的前景，但仍待解决的是怎样确定和保持自己的方向。我希望给它更多中国色彩，我需要建立新的、混合中西的管理团队;我们也有竞争对手，我自己一个人，是否足够强大来应付这一切问题?所以我决定寻找合作伙伴。
不幸的是，寻求合作的一切过程都是很透明的，与民生合作的意向反响很大，给UCCA的团队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压力。但这个过程中UCCA仍在运行，有更加本土化的人才加入管理团队，目前的发展我非常满意。所以我今天要说，我太太和我在将来会继续推动、支持UCCA，比以往更坚定。我们不会撤出中国。
记者：UCCA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由西方收藏家在中国开办的非营利艺术机构，你的朋友对你的作为有什么评价?
尤伦斯：我是个“老外”，这个身份不太舒服。如果我是个中国人，这些事做起来会更愉快。我们来得很早，别忘了中国的当代艺术直到2004、2005年才为众人周知，公众突然明白那是一笔财富、一处宝藏。
为什么外国人抢了先?因为我们的生活里早就有了艺术。但这种事是不可能垄断的，突然间当代艺术也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我想他们也很喜欢。UCCA越成功，它就应该越中国，我们可不玩“艺术是外国的好”这种游戏。有很多同行加入了我们，比如民生美术馆，把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我想这四年是很愉快的四年，而且未来也大有希望，我们仍然在七年级或八年级，我们想成为九年级也许十年级，这非常有可能。
记者：UCCA的运营是否成功，你会如何判断?你有自己的目标，还是说公众、批评界的意见更重要?
尤伦斯：我想最重要的是要与中国的艺术爱好者对话。我们要更多地倾听和讨论沟通，包括公众和媒体。
我们有特别好的展览。UCCA巨大的展厅很不容易应付，但也有旁人难以比肩的展示能力。局限在于从外边运进巨大的作品很难也很贵。所以我们必须找新的方法来做展览，我们冒了很大风险，杰罗姆-桑斯馆长很了不起，他敢做很多艺术总监不愿做的事，与艺术家建立沟通，尝试掌控巨大的展厅，拿出漂亮的展览。
我想我们最特别的成就，就是让艺术家在这里实现自己以往从未有过的发挥。比如刚结束的汪建伟的展览《黄灯》，我想他从来没有实现过如此错综复杂的作品，全世界都在谈论他，说这是艺术界的创新，混合了一切：音乐、音响、影像、四个章节的展览、所有物品搭建的方式……小型艺术机构可做不出这样的展览。艺术家在这里有格外出色的表现，一下子就成为世界级的，因为他们能够玩好这个巨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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