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乎所有女性艺术家展览都会遭遇同样的尴尬，虽然展览以女性作为分类和冠名，但在参展艺术家面前，“女性”成了敏感词，最好大家都假装这场展览跟性别无关———近期关山月美术馆所举办的“无限繁衍·视觉案例”2011当代女艺术家邀请展处理这种尴尬的方式是，直接面对它，“无限繁衍”意指女性的生理价值和性别分工。至于大家要不要一把撕掉女艺术家这层标签，那就在为展览专程设置的研讨会上尽情吵架吧。
1 脱离女性标签是个冷笑话?
“为什么没有人提男性艺术呢?提女性艺术我觉得是对女性的一种歧视。”参展艺术家王伊楚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男性艺术展”怎么听都像是故意捣乱的前提下，“女性艺术展”就没办法成为理直气壮的存在。就像此次展览策展人薛扬说的，女性艺术家的生存依然是悖论式的，她们既需要通过集体展示给自己一个言说的平台，又反抗女性身份的标签，强调自己的创作与性别无关。
在参与研讨会的男性看来，反抗女性标签，看上去就像是抓着自己的头发试图离开地球。《美术报》编辑、知名策展人谢海就直说，因为女性艺术家往往难免与性别标签捆绑在一起，所以才会拼命脱离。
“艺术没有性别，但艺术家没有性别成立吗?性别是一种生理基础，当人类还没有进化到消灭这种界限的时候，就很难实现彻底的超越。容貌、声音、思维方式等各个层面上的性别特质很难消灭。”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社会学教授于长江分析了取消性别标签存在生理上的障碍。深圳大学美术系副教授陈向兵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说，事实上，参展艺术家的长相、打扮、气质都是非常具有女人味的，用肉眼来看，她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被误认为男性。
确实，论参展艺术家的美貌，“无限繁衍·视觉案例”2011当代女艺术家邀请展绝对属于高标准。十位艺术家，呈现了十种不同风格的年轻、漂亮、动人，以美女形容她们，只是客观陈述，毫无恭维成分。
“重点是，尽管她们拒绝女性艺术家的称谓，但她们的作品面貌大都呈现出强烈的女性气质。”西安美术研究所研究员佟玉洁坦承。参展艺术家沈娜从古典诗词中汲取灵感，一幅《烟柳断肠处》，亭台、柳树、流水、灵石之间，赫然穿插了骷髅和白骨。倘若柳永穿越到现代，会被这种大胆混搭吓哭，但你无法否认，画面带有青花瓷的质感，完好地留了宋词的温婉气韵。段舜婕对北宋名家范宽、郭熙等人的名画进行颠覆性创造，你见过由女性的内衣内裤堆叠成的山水画吗?山水也变得香艳和性感。黄燕用婴儿棉纱布、奶嘴、青花瓷等意象来指代社会问题，视觉呈现上，温柔而唯美。
2 女性艺术家要学习男性艺术家的策略?
如果你听过一群男性艺术家和一群女艺术家分别谈创作，就会发现他们话语方式的差异，约等于外星人和地球人的差异。男性艺术家谈的是全球化背景、国际政治局势、人类生存状态等宏大命题与自己创作的关系，而女性艺术家强调的是自己的人生状态和情绪体验。参展艺术家谢正莉就说，她作画很多时候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这是狭窄的、自言自语的、太私密的，和大家无关的、和社会无关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在社会之中，这是无法回避的。陈蔚说她把艺术作为一种个人修身的方式，对自己最大的要求就是可以简简单单地生活，干干净净地创作。蒯连会则认为能够画出让自己很满意的画，表达出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和想法，就能体会到一种快乐，一种满足。
感性的、自我的、情绪化的，成为参展女性艺术家创作的部分关键词，针对这种趋势，《当代艺术家》杂志主编俞可则让探讨进入操作层面，他指出，女性艺术家应该突破自我局限，囤积能量。他建议以男性艺术家的成功案例作为参照。比如男性艺术家比较强调上下文的关系，即与艺术史的联系，比如刘晓东让我们联想到弗洛伊德，张晓刚的画卖到4200万港币，让我们想到他和李希特或者其他人的联系。比如男性艺术家比较强调作品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艾未未为什么在2009年世界艺术权力榜能排名第43位，他的作品对文化或社会命题做出了快速反应，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比如男性艺术家比较注意艺术与媒体之间的联系，他会有机地设计自己与媒体的关系，这是女性艺术家欠缺的。俞可强调，“成功的男性艺术家会有效地展开艺术创作，当我们把艺术创作放在社会或者文化的大背景下，你个体对自我的认定是虚无的，毫无意义。女艺术家谈创作，还是在用‘我的……’，你们要把‘我’变成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有效的符号或者基因，作这方面的思考，少谈你是干什么的，因为你对这个世界来说，也许对于你的老公显得很重要，也许对你的小孩显得很重要，但是在社会上并不重要。”
这番你诚恳、务实的建议，本质上又带有鲜明的男权倾向，倘若这个女性艺术研讨会现场有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一场激烈争吵恐怕就难以避免了。
3 保护女性艺术家在创作中的抒情性
女性艺术家要不要化感性为理性，让自己的艺术创作更具思辨特质、更具宏大视野、更展现社会思潮的转变呢?《艺术市场》杂志社副社长朱小钧的见解相对温和，他认为，艺术家要更偏重于自己的本心，你怎么想就怎么表达，如果只是简单的模仿，为了向社会学转型而转型，为了进入威尼斯双年展去改变自己的创作轨迹，牵强的改变肯定是不成功的，遵循本心才是最重要的。于长江的观点与此不谋而合，他说：“艺术家的创作应该是一种真诚的表达，不必考虑买家的审美和情绪。你的画体现了时代进程，这应该是客观效果，而不是一种计划和预谋。思考艺术的功能和属性是艺术批评家要做的事，没有必要把艺术家教导成艺术批评家。”
陈向兵也认为女性艺术家的创作不必硬性符合男性标准，通过这种模式获得成功、获得批评家的关注、取得话语权，这是一种选择，但忽略了艺术家的本真之情，本真之意。他提出了一个在当代艺术批评中显得有些陌生化的词：“抒情性”。他认为应该关注和重视女性艺术家创作中的抒情倾向，抒情是一种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但恰恰是我们现在比较忽略的。事实上，罗中立用画作对父亲抒情，方力钧其实是用脏话抒情。女性艺术家强调情绪体验、内心呈现，其实也是一种提醒，或许我们已经走得太远，要不要适度拉回来。
“抒情并不是脱离社会，”于长江认为，“抒情对立的不是社会化，而是表演性。这是真与假的对立，不是个人化表达和社会化倾向的对立。”
或许，这个浮躁而功利的时代，我们不缺有野心、有谋略的艺术家，缺的是能够、愿意、敢于与市场导向保持疏离的艺术家。尤其是，前者获得的关注和回报已经超载了，那么，我们是不是更该保护尊重内心的艺术表达呢?如果你去关山月美术馆看这个展览，你可以获得在这个快速城市难得的宁静、舒缓的情绪体验。谢正莉就直接说，她的画与流行的当代艺术无关。她画自己工作室的窗外风景、她画苏州园林的几扇窗子、她画一座俊逸的塔———她不愿意画现在的重庆，因为那已经不是她情感上认可的重庆了，城市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跟她小时候深爱的模样无关，也就跟她无关了。
也许，她们不是不知道快速成功的路径，但她们选择另一条相对冷清的小道，又何尝不是值得珍视的?毕竟，艺术不是成功学。（马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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