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5岁的先生在张光宇、叶浅予主办的《上海漫画》上发表的第一幅漫画《魔》，从此，便与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华君武、鲁少飞、丁聪、特伟等先生结下不解之缘。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先生抱着参军抗日救亡的决心，偷偷从香港跑到上海。1934年，先生进入《小说》半月刊做编辑。总共十九期，先生画了十六期的封面画。这些新派仕女画中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老上海韵味，即使是今天来看，色彩与构图都大胆新颖，视觉平面性非常强，线条流畅遒劲，有很强的画面冲击力。在1937年抗战前，先生的大量漫画作品见于上海的各种刊物，有讽刺漫画，也有幽默画。如借古讽今的《古史勾奇录》，讽刺当时中美关系的《打破了阶级的恋爱》《日寇入侵时期的上海租界》《一本正经的门卫与不正经的上司》《太平御览》《哲学家四题》……先生晚年出版《画坛师友录》，以优美的文笔朴实的记录了他艺术与生活的心路历程，这些宝贵的文字已成为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艺术最为直观与重要的史料。
我看到更多的是先生80年代以来的书画创作。
先生家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春蚓爬成字，秋油打入诗”的书法作品，是与启功教授互开玩笑的一幅竹刻作品，先生在吸取邓尔雅、伊秉绶等大家的基础上，融合篆隶及绘画的构成因素，线条酣畅浑厚、字形的结体开张雄健，章法跌宕有致。看起来好像一幅现代抽象作品。先生的另一幅书法作品《山高水深》更可以看着是现代的意象水墨画，先生以饱满的笔锋落笔，线条粗细变化明显，笔墨交错，墨气淋漓，其中，‘水’字剑拔弩张，取势险峻，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整个作品写得气神完备，充分体现了先生任情恣性的性情。先生近几年来还画了一批可爱而有韵致的水墨作品，《报春》就是先生今年春节后在病室中完成的一幅小品，先生以拙直的笔法画了一只喜鹊立在一块巨石上，旁边伸出一株老梅，画面洋溢着早春的气息与希望，这正是先生对待生活的自我写照。《祭祀图》等四幅也是先生的一组近作，画面以现代构成的手法，用甲骨文以后的古籀文象形文字符号，不仅反映了先生文字学研究的兴趣，而且也是先生对于中国远古文明的重新解读。
先生的艺术给我最大的启示是：传统不是标本，对于今日，昨天是传统，今天又将成为明日的传统，而且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传统，只有站在当代，传统才有了其存在的意义，现代形式中蕴含传统精华，书法也是一门视觉图象，画面单纯而不简单，平面中有空间，空间里有诗意的想象，永远不重复自己，更不重复别人。由此我想到了先生的坎坷人生与风度，想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但为什么产生这样的联想？我自己也不明白。
我为先生做的另外的杂事，就是帮他查资料。
平日里，哪怕写一篇很短的稿子，先生总是要反复修改，对于其中的每一个字、词、典故的应用，稍有疑问的就要做成小卡片，吩咐我查找详细的出处，而且是要寻找不同版本的资料进行比较。有时看一篇别人的文章，不管是有疑问的还是跟自己研究有关的资料，都会及时地抄在卡片上。常常让我惊讶的是，许多生僻的句子、诗句与典故，先生一看就能够告诉我去哪本书找哪一段。
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研究八大山人，现在能见到先生最早的一篇关于八大山人研究的文章《八大山人》，应该是发表于早期香港的《美术》杂志，而其后先生的一部《八大山人年谱》，竟编写了近三十余年，一直在无休无止的补缀损缺，只要一看到可能与文章有关的资料，先生就会兴奋地拿给我看，并且自言自语的说“好极了，好极了”，病床上的先生还笔不停缀，吩咐我查找各种地方史志，寻找八大山人生活的社会背景与生活历程的蛛丝马迹。其实，书稿几经校订、补充，已交付出版社，但还是常常嘱我不断地查找相关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