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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义
黄专
文：苌苌
10月17日，由黄专策划的“国家遗产”展在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开幕，参展艺术家有王广义、汪建伟、卢昊、隋建国和曾力，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去表现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考。这一展览是“国家遗产：一项关于视觉政治史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今年上半年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过，因为曼彻斯特的学者觉得两地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感受到的挫折等等，有很多类似的情绪。同时，一个囊括了哲学、法学、城市规划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史学等多个学科的学者参加的研讨会在中心举行，这个组合意味着主办者打破学术边界的意愿。
无论是策展人还是艺术家，他们在当代艺术领域干了这么多年，如今在思考什么？这是出发去看展览时想要了解的问题。什么叫“国家”？什么叫“国家意识”?“国家遗产”指什么? 艺术圈很少有人提出这些涉及基本立场的具体问题，这也是想从展览中知道的。然而，展览本身并不能给我直接的答案。黄专在序言里写到，“中国艺术家只有对国家概念的演化有一种基本认识，才有可能在创作时会有跟西方人不一样的方式，找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和思维角度。”，一些作品以前曾经在艺术家的个展中出现过，这次放在这个作品中，尽管表面看上去和题目有逻辑性（“国家遗产”不可否认具有巨大包容性），但策展人真正是怎样想的？黄专告诉我们，展览本来不是为解决具体的问题设置的。这个展览有种仿历史学的性质，但你很难把它当成历史学的研究，它的书既不像一个理论著作，也不像是一个艺术画册，也不像仅仅是个资料搜集，但正是这个几不像，使它构成了一个可以谈论的展览。
与这次展览一起推出的《国家遗产：一项关于视觉政治史的研究》，是一本厚达500多页的中英文学术专著。里面有约翰•海雅特的《革命的孩子们》，汪晖专为这次展览修改的他的90年代的一篇稿件《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等，当然还有艺术家的阐释和深入访谈。我看到的是多种艺术和文化元素的混合物，有思想深度，但并不是化合物。在经历了一整天的会议和采访后，在华侨城的露天咖啡座——深圳此时气候宜人，如北方的夏末，黄专和王广义面对我们展开的谈话，渐渐深入到他们价值的核心。他们并不打算寻找答案，那并非他们不能够，而是生命的本质就是如此。
非阳光下的命题
Hi艺术=Hi 王广义=王 黄专=黄
Hi：今天会上你没发言，为什么？
王：今天会上我特别失语，我就想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忽然想明白，对我来言，在小范围的聚会上，各种线索交叉混乱的时候，我可以说出很华彩的东西，但是坐在那儿很正式地讨论，要符合极其线性的逻辑的时候，我突然没感觉了。要介绍我的作品，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黄：他是靠机锋表达的。不了解他的人，完全不知道他说什么。他就是这种思维。我觉得这是一种语言性格，像我俩谈展览也有很多争论，我们的逻辑也不一定真逻辑，但已经习惯这么说了。
Hi：现在能讲讲你的那件作品了么(长春一汽生产的红旗－金龙轿车等比大小的模型)?
王：骨子里我对王权是崇拜的。
Hi：这我不敢写，政治不正确啊。
黄：他不是一种政治立场，而是一种性格立场。可能政治上，他也喜欢民主，但就像我们崇拜英雄一样，你不能说崇拜英雄的人就是好战的人。
王：这个车最初是响应毛的动议“走向工业革命”做出来的。但工人在实现它的时候，却揉进了对王权的崇拜，你看它那个名字“金龙”，就一览无遗。在我内心当中，这是和我最相关的。我就回想我走到现在，还是小时候的经历的影响最大。当代艺术呈现的精神，有的是在阳光下讨论极权，对人类进步有意义，但我还是喜欢更内心的，这个能让我产生幻觉。
Hi：阳光下的命题是指什么？
王：那些具有政治正确性的命题，对我来说，都是阳光下的命题。阳光下的命题不能引起我现在创作的欲望。别人可能用阳光下的命题来描述我的作品，但我内心感受真和那个没关系。就这个作品而言，对王权崇拜，是能让我兴奋的。艺术家创作的理由我觉得还是挺奇怪的一个东西。在一个很阳光的环境里，我特别没感觉。
Hi：那这个作品和主题是怎样一个关系呢？
黄：这个展览按照主流意义评判应该是个很糟糕的模式，因为它犯了三个忌，其中一个忌就是“主题先行。”它强奸了很多作品，牺牲了很多作品。
王：但另一方面说，是艺术家自觉地接受了一种强权模式。
黄：但这是从消极的方面来讲，它的积极意义是，我选择这些作品我还是有一个标准。就是被选择的作品存在某种中立性，某种去立场化的东西，有某种开放性。就是因为它们不是为这个展览做的，而有某种可以拿来用的东西。比如汪建伟对于观礼台的研究搞了好几年，可能就是他自己艺术本能的兴趣，和广义的王权性是一样的。我和他聊了以后，让他给个方案，他说没有方案，但我就觉得这件作品有我需要的性格。这件作品放在这个空间，和在他的个展上呈现的逻辑完全不一样。说艺术家服从这个展览只是字面上的一种表述，它也是朋友聊天聊出来的，既不是利益的产物，也不是服从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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