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宋文治先生诞辰90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幕

此次“纪念宋文治诞辰90周年系列活动”不仅是为纪念宋老，展示其艺术生涯、弘扬其艺术精神，同时也为全国书画名家馆提供了一次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宋文治艺术馆作为一个当代名家艺术馆，建馆以来就注重发挥名家馆馆藏优势，开展学术研究、书画交流等工作。2008年，宋文治艺术馆进行了内部全面改造，家属也将宋文治先生的故居松石斋免费开放给广大民众参观。改造后的艺术馆不但面积扩大了，整个展示空间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如今已成为太仓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窗口和太仓著名的人文旅游景点。

宋文治在二十世纪山水画史上的地位

文/陈履生

20世纪的山水画经历了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发展过程。在50年代，不仅并存了历经晚清、民国的一代著名山水画画家，而且造就了一批成长于50年代、但在20世纪具有历史地位的山水画画家，宋文治(1919—1999)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的山水画产生了一批在这一世纪历史上深具影响力的作品，它们完全不同于古人山水画的面貌，又改变了传统山水画的意境和趣味，甚至也改变了传统山水画的笔墨方式，用独特的视角反映当时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气象，表现时代所要求的文化内涵，对于国画的整体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所奠立的山水画范式，不仅改变了传统山水画的审美理念、表达方式，而且深深影响了此后的山水画发展，直到如今。

20世纪上半叶的晚清和民国时期，山水画以“四王”余风和新潮样式共同推进了山水画的发展，其间伴随着新旧之争，反映了整个文化运动的思想内涵。尽管这一时期的山水画开始融合西法，与晚清相比出现了峰回路转的迹象，但是，就山水画的本质意义上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改观。1949年之后，新的社会现实不仅是对山水画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对整个旧的文艺样式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就是对它们的改造——要将它们从脱离现实人文的闲逸状态中，改造成为关注和表现现实人文并为现实服务的一种工具。因此，50年代之后的山水画就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展开了它的发展轨迹。

1949年，宋文治31岁。他所师承的吴湖帆（生于1894）、张石园（生于1898）长他20余岁，陆俨少（生于1909）长他10岁。而这一时期比他们更年长的山水画画家则有：齐白石、黄宾虹、吴待秋、高剑父、冯超然、贺天健、朱屺瞻、胡佩衡、刘子久等。他们的年龄不仅都超过了50岁，而且都是作为传统山水画的传人，表明了与传统在某一方面一脉相传的关系。显然，让他们来改造山水画，并承担历史的责任，有点勉为其难。这之中尽管像贺天健、胡佩衡曾经有过积极的作为，但是，其整体的表现都不能与新生的力量相比。另外一部分势力，如钱松喦、傅抱石、潘天寿、赵望云等，同样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但是，他们正值壮年，以其超凡的领悟力理解了当时的文艺政策与传统的关系，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创作了一批为时代所认可的作品，在同辈人中脱颖而出，并带领了像南京的亚明、宋文治、张文俊和西安的石鲁、何海霞等一批中青年画家，形成了金陵和长安两个画派集群，加上岭南的关山月、黎雄才等，共同创造了50年代山水画辉煌的历史。

50年代新山水画的崛起，主要是以写生改变了传统山水画通过画谱而世代相袭的画法，不仅获得了发展的契机，而且因其具有启示性的意义对其它画种的改造和表现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加上后来北京、上海、江苏国画院的相继建立，在国画发展的重要地区集聚了一批著名的画家，发挥了群体的力量。在创作高潮，新作层出不穷。而每有突破都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鼓励。往往成为时代的样板。50年代的新山水画出现了前无古人的时代新貌，而一批与时俱进的画家也在创作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宋文治从1956年开始创作《桐江放筏》、《黄山松云》，刚一入道就得到了社会的好评，因此，在江苏国画院刚成立的时候，就以一个不太为人重视的地方师范美术教师的身份首批进入了江苏国画院，与一批江南的老画师集聚金陵。可以说宋文治是生逢其时。宋文治也很好地把握了这一历史的机缘，后来又相继完成的《京口新貌》、《采石工地》、《劈山引水》（1958年，与金志远合作，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山川巨变》（1960）、《太湖春潮》（1962）、《运河两岸稻花香》（1964，为人民大会堂作）。宋文治50年代以来的山水画创作，和这一时期相继出现的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1954）、潘天寿的《灵岩涧一角》（1955）、谢瑞阶的《三门峡地质勘探》（1955）、钱松喦的《瘦西湖》（1956）、赵望云的《终南春晓》（1956）、刘子久的《为祖国寻长资源》（1956）、张文俊的〈梅山水库〉（1958）、傅抱石、关山月的《江山如此多娇》（1959）、石鲁的《秋收》（1961）、钱松喦的《常熟田》（1963年）、李可染的《万山红遍》（1964）等，共同表现出了这一时期山水画的整体面貌。宋文治正是在这一系列创作成就的基础上而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