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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化的遗产政策与窘迫的现实
换句话说，试图将整个文化体制美国化。某种程度上，这个体制已经部分地美国化了。但是早在16世纪就已有了文化遗产政策的意大利人对他们的文化财产采取的仍是一种迥然不同的观点。他们不仅宣称宝贵的古罗马艺术品和卡拉瓦乔等古典大师的油画为国家文化遗产，而且，凡是存世超过50年的任何意大利建筑、美术品和家具都应视为是国家遗产。
一点也没错。任何存在超过50年的(就艺术品而言，创造它们的艺术家过世了)都受到文化遗产法的管辖，该法规要求意大利人如想要将某样东西带出关，他们须先申报他们拥有的那些东西。这样一来，很多人宁愿隐瞒自己的财产，而如果是艺术品，它也就不会得到流通。任何埋在地下的文物都属于政府所有，即使它们碰巧藏在你家后院的地下。
理论上来说，这是很完美的设想：集体主义价值观，共享的文化遗产，文化的独立完整性压倒经济利益的考虑。
但在实践上，在这个未征收的税款预计达到2800亿欧元(约4010亿美元)的国家——这起码是意大利人对中央政府的疑虑以及认同感缺乏的一个反映，这一文化体制依赖的是日益老迈而常年报酬过低的文化部。这个设想根本难以操作。它反而起到了怂恿诈骗和走私，却阻碍创新和对外交流的效果。它同时还强调文化遗产的保护，但有时却适得其反。
仅仅在15年前，意大利的博物馆才同意将开放时间延至下午两点以后。一位居于罗马的友人对上周收到来自马西莫宫(palazzo Massimo，罗马国家博物馆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的邀请她前去“发现马西莫宫”的广告传单一事备感惊讶。美国的博物馆一直以来都在散发类似的宣传材料。而意大利的博物馆却从来不这样做。
在人们同样抱有强烈的文化自豪感的法国或是英国，则采用一些促使人们申报所拥有的艺术品或财产的激励措施，其中包括将艺术品销售到海外的权利，而国家则有权以公平的市价购买下他们视为是国家文化遗产的东西。法国的卢浮宫还将其部分藏品租借给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如波士顿美术馆曾租借给日本那样。不过，这种做法容易引起纠纷，波士顿美术馆当年就是如此，但如果管理得当，不失为一种共享国家文化财富和创收的好法子。它反过来还能促进旅游业发展，并能充当有效的外交手段。
在美国，减税政策鼓励了私人将其藏品捐给公共机构。而意大利目前才刚刚实施带有限制条件的减税政策，而且应用起来十分复杂，以至于大多数意大利人要么不知道，要么觉得太深奥了。在意大利，走私艺术品和古代文物简直是家常便饭。
保护和宣传是一块硬币的两面
意大利人似乎很欣赏他们自己身上的那种不甘妥协的态度。萨尔瓦多·塞提斯(Salvatore Settis)是文化部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我们行走在诸如罗马这样一些城市的街道上，我们可能生活和工作在某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官邸里，可以说，我们每天都在与我们的文化遗产打交道，因此，去不去博物馆对我们来说无所谓。”他在解释为何意大利人看重他们的文化传统却很少去博物馆参观时这样说道。他又说：“另一个原因是，意大利的博物馆缺乏吸引人之处。”
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意大利的有些博物馆的确金碧辉煌。但在全球参观人次最多的10家博物馆当中，意大利只有梵蒂冈博物馆入选，但严格说来，梵蒂冈甚至不属于意大利。正如一家文化研究所所长马里莎·艾美利亚尼(Marisa Emiliani)所说的：“我们从不那样看待问题。”她指的是从宣传和参观率的角度。
艾美利亚尼说：“当1734年教皇克莱门特十二世(Clement XII)开放卡皮托里尼博物馆(Capitoline Museum)之时，他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要施教于学者和艺术家，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公众的娱乐。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即使经历了近些年的所有这些变化，把博物馆视为一个提供公众娱乐的场所的人已是越来越少。”
经济学家米歇尔·特里马奇(Michele Trimarchi)则厌恶地摇摇头，说：“我们有一个人数很少却吵得不可开交的文化部门，它有一种偏狭的自我保护倾向。大多数意大利人事实上根本不关心文化。绝对不关心。”
“在美国，会有博物馆或歌剧公司组织年轻人免费进场，以此培养新观众。但在意大利，这种宣传方式简直是大逆不道。在宣传自己这方面，意大利的博物馆没有任何积极性。它们不是具有独立财政权的单位，因为它们的一切收入都要上缴中央政府，因而它们的经济命运与它们的收入没有直接联系。”
这一说法也不完全对。但问题的确部分地出在这里。“没错，我们没有认识到，保护和宣传其实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特里马奇又说道。
的确如此。说到底，在这个如此仰赖文化来赚取游客美元的国家，这是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失败，而在商业领域，如领先全球的设计和时尚行业，意大利人又把营销做得似行云流水。
而在梵蒂冈，帕鲁奇耸肩说道：“文化就如同我们的家人。每隔一阵子就有一位政治家上台，提议卖掉我们宝库里面的东西。但从经济角度来管理我们的文化遗产，这完全与意大利人的传统精神相违背。没错，意大利人是没有把自己的文化遗产看管好，这是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资源。所以我们宁愿等待一个更好时代的到来。”
当被问及这个时代可能在什么时候到来时，他匆匆看了一眼窗外的圣彼得大教堂，笑了起来。“我很乐观，固守在这里，就是我的职责。”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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