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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恺：艺术博览会需要精耕细作
实际上，作为艺术品增值的部分，还有更多的一些方面，主要以“服务”为主。比如出版、展览、博览会这种交易平台的搭建达不到精耕细作的一个要求，既然未来市场存在增长的可能，作为一个调整期，需要慢慢的在刚刚说的这些环节里面，做一些精耕细作的东西。既然博览会是做服务的，服务肯定是需要提升的，比如作品的包装、印刷、展示、灯光、效果，展览的平面设计和金钱来做。如果说以前没有机会顾及到这方面，大家都想要卖画，因为画好卖，就卖掉了。那现在不是特别好出版，就需要在外围上把包装做好，包括出版，前几年画册印的都看不过来，每到礼拜六、礼拜天，去798一趟都满满的画册。这个画册的设计、编辑到底怎么样？大家心里都清楚，因为太赶时间，展览周期的时间太短，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王璜生：谁都不可能称“老大”
用一个很大的事件或者很宏观的主题去组织艺术家，让他们围绕这些问题去进行创作，这是另外一种方式，可能是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方式。我们现在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面，所谓主导的东西都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它会产生有影响的意义。现在谁都不可能称“老大”，任何美展都不可能称老大，不可能样样都有主导性的影响，这是不可能的。
广州三年展一直比较重视对前沿性的文化问题做一些探讨，做一些关注。“后殖民”的文化理论这么多年来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曾经也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再深入地去思考，去反思。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展览提出我们的一种思考，也希望社会给予一定的思考，学术界给予一定的思考。因此，我们这个主题提出来以后，得到了比较好的关注。
王小箭：双年展的学术价值在降低
双年展的学术价值现在正在降低，这个问题做一个研讨会倒是很值得。中国的双年展是从“威尼斯双年展”过来的，有一定所谓的“后殖民”。就是外国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外国不干的，我们也不干。这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这个粗糙一点。但是，中国的双年展没有了解好西方的双年展有什么背景，做什么事情，所以就变成了“艺术超市”。当然西方也有这个，但是它的学术意义还没有降低。比如“卡塞尔文献展”，那个好像是五年展，不是双年展，是国际上比较大规模的展览。中国的双年展很商业化，一开始就很商业化。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艺术还处在半合法半非法的状态，那个时候有人愿意掏钱，对半合法的现当代艺术，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现在这个作用已经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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