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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虹：双年展的形式本身没有问题。
双年展就是举办展览的一种方式而已，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做很好的展览，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做不好的展览，所以这个展览方式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要看策展人、艺术家怎么去做。
中国的双年展，就目前来看，从四方面谈：
第一个，从投资方来说，一般资金的投入都没有国外的投资量大。
第二个，大部分做得比较仓促，不像国外有很充分的时间来慢慢的推敲作品。包括深圳也是这样的，我们申请经费很早就开始，结果经费批下来的时候时间已经很短了。然后我们再要求艺术家，实际上就是做得太快了，缺乏推敲。
第三个，我们社会的问题就是“太快了”。如果我们经费很充足，让策展人有充分的时间来策展，也给艺术家很充足的时间进行创作，这个问题是可以很好的解决。
第四个，就是学术方面的因素。策展人能不能敏感的把握住中国当代文化中很重要的问题和当代艺术发展中重要的趋势，这个也很重要。你要给他很充足的时间，他一定有这个能力。我觉得中国还是有很多很优秀的艺术批评家，他们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给他们充分的条件。也可能因为艺术家参展太多，我们约的时间又短，所以他都穷于应付。
所以一个展览好不好，不是一个因素的问题，其实还有各方面的问题。就中国整体而言，还是存在这四个方面的原因。包括上海双年展，我知道经费筹备也是很困难的。
杨卫：艺术改变不了什么
艺术对社会不会有太大的作用，艺术改变不了什么东西。艺术只是在艺术语言的一个范围内把社会问题带到艺术本身的思考范畴里面，但对社会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我对上海双年展不是很了解，包括他们的学术主题都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想，他们肯定是基于现在艺术发展的一些现状考虑的。关于对艺术的发展有没有影响，我想“双年展”的影响越来越小了。因为现在不像过去，过去的展览很少，现在的展览越来越多，更多的一些展览是分布在小型的空间里面里面，是真正提出具体的艺术问题的展览，他们的影响法反而会更大一些。这些大型展览只是在一个社会层面上和艺术形态上提出一个问题，事实上真正有促进作用的展览是那些小型的展览。
鲍栋：双年展已经被神化。
双年展更多的是圈内人的自娱自乐，是策展人和艺术家的舞台。现在很难预计以后会怎么样，但是我认为“双年展”只是一种展览类型，未必非得做 “双年展”不可。“双年展”从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出现，到现在，这个模式已经被神话了。人们感觉参加了“双年展”的艺术家就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因为这种心态在后面作祟，使得大家把“双年展”看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双年展”作为一个模式未必不可，当然可以继续做下去。可是，就目前来看“双年展”、“三年展”并没有真正对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我就以今年的两个重要的展览举例子，今年的“上海双年展”的主题是“快城快客”，“广州三年展”的主题是“与后殖民说再见”。从评论的角度来看，“上海双年展”的《快城快客》肯定是和城市化进程有关系的，是和上海大都市的发展相关的。从它的主题来看是不错的，但是从它推出的艺术家名单来看，很多艺术家没有关注“快城快客”主题的能力，所以存在着一定的言行不一。广州三年展也是这样的情况，实际上“与后殖民说再见”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在文化理论领域里面，“后殖民问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可以纳入到学术框架里面讨论的一种社会存在的事实。我不知道这些艺术家能不能达到真正的“与后殖民说再见”，或者起码是能感觉到“后殖民的问题”。 所以，单从主题上来看很难判断一个展览的好坏。主题更多的是策展人的学术主张和他的学术立场和方向所带来的。
卢昊：这段时间的双年展可以收一收
上海双年展很有意思。这次上海双年展让艺术家做一个工作，就是艺术家可以写一部分文字，转述自己的创作思想，也可以回答他的十个问题来。其中有一条很有意思，他问我：“你最鄙视的是什么？”我说：“我最鄙视的是我自己。因为有的时候我不得不与我从来不知道的伟大艺术家在一起参加展览。”这是我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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