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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厂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日，荣宝斋经理侯恺把书画泰斗齐白石老人请到店中，在他面前挂出两幅一样的写意虾图，然后告诉老人其中只有一幅是他的真迹。老人打量许久，最后还是摇头：“这个……我真看不出来。”这幅就连老人自己都无法辨识的作品，并非哪位高手的临摹之作，只是一幅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在荣宝斋称雄书画业百年的历程中，传承有一项不为大众所知的绝技，这就是木版水印技术。央视十套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播出三集纪录片《百年传奇——荣宝斋》的第二集《绝技篇》，讲述荣宝斋木版水印的故事。
重拾绝技缘自鲁迅郑振铎印制诗笺
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是从印制诗笺开始的。所谓诗笺，就是带有暗花和格纹的信纸，是传统文人用的东西。清末的诗笺不但代表了雕版印刷技术的最高水平，也体现了这个时期典型的绘画风格。进入20世纪30年代，笺纸的颓败之势日渐显现，旧有的店铺已经大多不再印制，技艺高深的技师又相继故去。一向对版画情有独钟的鲁迅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他意识到如战火再起，这项流传千年的技艺恐怕真的就要泯灭了。
1933年，郑振铎受鲁迅之托，在京城寻找能够印制精美诗笺的地方。9月中狂飙怒吼、飞沙漫天的一天，感到希望越来越渺茫的郑振铎寻到了荣宝斋。在荣宝斋上下的配合下，两位先生的愿望最终实现了，这一民族遗产得以留世，多年后，郑振铎先生对此事仍然念念不忘。
通过这次印制，荣宝斋又重新积聚了木版水印的技术力量。王仁山肯定也没有想到，数十年后，当荣宝斋穷途末路，面临破产之时，正是由于郑振铎先生的上下奔走，才使荣宝斋这家百年老店得以新生。
牛刀小试 为张大千印制《敦煌供养人》
上个世纪40年代文化界的一桩公案，更让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1941年，张大千携家人和弟子西去敦煌研习敦煌壁画。不久传张大千为了临摹竟大面积破坏敦煌壁画的消息，全国震动。对于张大千打掉敦煌壁画的说法很多，一种较为流行的版本是：张大千率弟子们在第20号窟临摹时，张大千发现在早已剥落的小块壁画下面，内层隐隐约约有颜色和线条出现，他认为画的下面一定还藏着某种不为人所知的东西。经过一番协商后，张大千决定打掉外面的一层。剥落之前，他先把上面一层的五代壁画临摹了下来。剥落后，展现在他面前的果然是一幅敷彩艳丽、行笔敦厚的盛唐壁画。
对于这个问题，直到现在学术界依旧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张大千看到了前人所未曾发现的盛唐壁画。张大千率领门生在敦煌两年多的时间，据说全部花费达“五百根金条”之巨。他先后临摹了276件敦煌壁画。面对众多求画者，以卖画为生的他却不愿出售其中的任何一幅。
此时，一向和张大千交往密切的荣宝斋经理王仁山主动找到他，提出以木版水印印制他临摹的敦煌壁画。张大千也正苦于被各种求画者纠缠，但是却委婉地拒绝了王仁山的提议，在他看来，荣宝斋只印小幅诗笺，对大幅作品恐难以胜任。把复杂的书画技法，用雕版印刷技术准确地再现出来，其难度可想而知。
终于，荣宝斋水印技师田永庆试印的《敦煌供养人》赢得了张大千的赞许和信任，也完成了我国雕版印刷由印制笺纸到国画作品的重大转折，震动了整个文化界。然而对于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来说，这仅仅是牛刀小试，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荣宝斋施展绝技的广阔舞台。
精湛技艺为徐悲鸿爱画做“美容”
新中国成立后，在郑振铎等文化界人士的奔走下，荣宝斋得以公私合营。此时一批已在社会上成名的画家、技师，被吸收进入了荣宝斋，为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准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豪华阵容，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一步一步走向了完善和成熟。
木版水印的工艺究竟有怎样的奥秘呢？以王雪涛先生所作的《牡丹图》为例。第一步是把要复制的作品，根据不同的笔触和颜色进行分版，依照作品的不同，分解版块少则几十套，多则上千套。然后把各套版面的线条和轮廓用墨线分别勾在半透明的燕皮纸上。荣宝斋原副经理米景扬介绍说：“勾描叫纤毫必见不管你原作是多工细、多么写意，都要把写意画的笔情墨趣表达出来，把工笔画的最精微的地方都要表达出来。”
接下来，把勾描于燕皮纸上的线条准确地再现于木版之上，刻版要求操刀如笔，能灵活掌握走刀力度，在运动中通过刀的走向和力度的变化，来表现线条的转折、顿挫。印制作为最后的工序，可以说是最为精妙的，它不但要求技师能把握手中微妙的力度变化，而且还要能整体控制周围的湿度，以及快慢的节奏。然而，它在外行看来却只是轻轻一刷而已。
一次，徐悲鸿先生拿着他一幅在上世纪50年代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来到荣宝斋，说是一位英国友人爱上了这幅作品，但他心中又不忍割舍，希望用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复制一幅。遗憾的是这幅作品马腿画的长了一些，但重画恐难达到其他部分的神韵，悲鸿先生询问是否可以用木版水印的方式加以修正。结果，这幅作品通过木版水印技术的处理不但弥补了创作中的不足，同时还完整地保留了原作的神韵。其实，木版水印的最大特点在于能够最高程度地复制原作，复制水平之高，有时到了原创者和复制者双方都真伪难辨的程度。
后来，为了复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国宝级书画，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师田永庆，经过艰苦努力，最终发明了印绢上水法，攻克了绢画印制的技术难关。此后，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无论是纸本，还是绢本都普遍采用了这种上水的技法。清代王云的《月色楼阁》是复制成功的第一幅绢本木版水印作品。此幅作品开印制绢本国画的先河，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铺平了一条走向木版水印技术巅峰的道路。
巅峰之作《韩熙载夜宴图》被故宫定为“次真品”
在荣宝斋复制的众多作品中水平最高的，是被后世公认的木版水印的巅峰之作——《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是我国古代工笔人物画中的经典之作，它描绘了五代南唐大臣韩熙载放纵不羁的夜生活。全画共分为“听乐、观舞、歇息、清吹、散宴”五部分，是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惟一传世之作。如果说荣宝斋以往的复制是在建一所房屋，这次面对的无疑将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宫殿。
负责临摹和勾描这幅作品的，是我国的古画临摹复制专家陈林斋。陈林斋擅长传统人物画、仕女和孩童，有“小孩陈”之称。在勾描之前，陈林斋先临摹了一件。据说他临摹后，故宫对原作进行冲洗揭裱，使原作色度和气韵减退，逊于摹本，故有人曾误将摹本当作原作。
木版水印技师王玉良回忆说：“陈林斋的工作态度非常认真，比方说画面上有弹琵琶的人物，陈老先生早晨8点上班，俩钟头，就在纸上练画琴弦，直到有把握了才开始临画琴弦，只需几秒钟。为这几秒钟他用俩钟头做准备。”
接下来上手的是张延洲师傅，他的任务是把陈先生勾描于燕皮纸上的线条准确地再现于木版上。到刻《韩熙载夜宴图》时，张延洲已操刀四十余年。他是1896年荣宝斋设“贴套作”时，延聘的雕版高手戴广斋的关门弟子，其雕版技术在当时无人可与其比肩。张延洲的刻版，真实地再现了原作的铁线描，这是唐宋工笔人物画最为精湛的技法，主人公韩熙载的胡须被他刻得刚柔相济、层次分明，仅这一个微小的局部就需要至少五块以上的刻版。
《韩熙载夜宴图》在木版水印技师孙连旺的手中得以复制成功。这幅作品印制内容之繁杂，水平之高，在我国雕版印刷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单就仕女裙一处就需要56块套版加以印制。在它长达三米多的画卷上，共出现了这样的人物49个之多。衣着、布置、神态，无一不要求精确至极。
此次复制从1959年开始筹划，到1979年完成，前后长达20年之久，除去“文革”耽误的时间，实际用时也有8年之巨。勾描、刻版共1667套，复制仅35幅！每幅需印刷8000余次，共计印刷近30万次。这些作品印制完成之后，便直接被故宫博物院定为“次真品”，其意指这些作品的珍贵程度仅次于真品。
今天，当时复制《韩熙载夜宴图》的三位师傅已经全部离开人世。上世纪80年代后，荣宝斋曾数次计划重新复制这幅作品，但单就印刷一项工艺都远不能达到当年的程度。用来印制《韩熙载夜宴图》的雕版已在库房中沉寂了二十余年。也许当年印制的“次真品”已成了绝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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