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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南溟
当艺术不再像古典艺术那样遵循一个统一标准的时候，艺术标准也就转变为临时的合理性建构，也就是说，这种人为的而不是饮定的艺术标准使标准问题变得敏感起来了。从展览制度来说，美术馆象征着艺术的标准，我们假定这样一种有序的工作，艺术家进入了美术馆也就意味着他成功的开始，那么，如何进入美术馆，或者凭什么理由进入美术馆是其中的关键。策划人无疑是这种艺术家进入美术馆的引路人，所以我们说现在是策划人的时代，就是从展览制度方面而言的。但是整个艺术制度不是展览制度所能囊括的，展览制度只是艺术制度中的一个部分，我们还有批评制度，所以就有了展览制度与批评制度之间的冲突，策划人有策划人的工作，批评家有批评家的工作，这两种身份不但是分开的，而且是彼此制约的，这不是说策划人就不能成为批评家，而是说，在同一个项目中，不应该同时用策划人与批评家两种身份来主持这个活动，否则的话就变成了做与说集中于一个人身上，那么就像现在那样，好像什么都让有批评家身份的策划人说了算。而只有当这种策划人与批评家两分的制度的建立，才使我们的美术馆真正成为了专家的自由论坛。
正像当代艺术制度改变了以往的艺术那样，当代艺术也改变了美术馆的性质，首先当代艺术的前身——前卫艺术，对艺术体制的批判带来了美术馆的巨大改变，策划人制度就是一种为艺术敞开民主渠道的制度，它决定性地将行政与专家分开，美术馆馆长没有学术的决定权，而只有委托专家的管理权；而专家没的行政权，他只有充分体现其自由思想的权利，这也就成为了这样一种游戏规则：拥有行政权的人无权干涉学术自由，如此行政权就不容易损害专家的权利；而拥有学术自由权的专家，没有委托专家的行政权，这样也同样避免了由同行是冤家而排斥与自由学术主张不同，或者是高于自已学术水平的人。我们无法保证这种制度在日常工作中能够百分之一百得到实现，但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有了这种制度，我们才能知道现在的努力达到了什么程度。民主制度确实会让权力者不舒服，但这毕竟是公共领域的发展方向。
当策划人的展览是讨论艺术的开始，而不是终点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论述当代艺术中的策划人与批评家的关系——那么美术馆的概念也在这种当代艺术中进一步扩展了，至少是当代艺术启动了美术馆工作的新方向，因为当代艺术首先是作用于人们的思维而不是作用于人们的审美，这是当代美术馆与传统美术馆的最大的区别，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无比活跃的当代美术馆，那么当代艺术的宗旨了就是这个美术馆的宗旨。策划人的展览与艺术家的作品通过美术馆而卷入了争论的漩涡，因为美术馆仍然承担着艺术标准的职能，而且从整个艺术制度上来说，画廊是经营艺术品，非营利艺术空间是艺术的最初实验地，而美术馆是非营利的公共领域，他要向公众介绍可被介绍的艺术家和作品，这些作品或者起家于画廊，或者起家于非营利自由艺术空间。而美术馆与自由艺术空间和画廊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它是对艺术家的成就的肯定。由于当代艺术制度中对艺术家成就的肯定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是那种一劳永逸的结论或者鉴定书，而是某个可被讨论的问题可以在美术馆得到进一步地讨论，才使美术馆的展览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由于这种美术步骤的存在，我们与其将当代的艺术家的这种结论的重新讨论，尤其对当代艺术而言，一切结论都是未来式的，因为当代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动态情境，特别是我说的“艺术是一种舆论”的“更前卫艺术”以后，当代美术馆更是一种自由表达而又与公众连接起来的公共空间。既然什么都可以成为艺术，那么我们看到美术馆就是一个“社会雕塑”，各种思想和争论都有集中到了这里。真正的公共领域就应该是这样，安不是将结论强加给公众，而是将结论的程序公开化，在什么艺术是更重要的这个问题上，公众可以通过美术馆了解到全面的讯息，而不是一个批评家的声音。这是前卫的艺术真正的目标，也是前卫的艺术的美术馆真正的目标，这样，美术馆其实就是向公众开放的一个场所，一个自由论坛，一个能让人感觉得到最为敏感也最能生发灵感的地方，以此，美术馆要记住这一点，千万不要让自已死于对结论和权威的崇拜之中。
作者为职业艺术家、批评家兼独立策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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