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届“圣保罗双年展”开幕在即，艺术圈关注的目光都开始投向巴西。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发言稿。

早上好!(晚上好!)

我们想邀请大家参加我们组织的一趟旅行。为了准备第31届“圣保罗双年展(Sao Paulo Art Biennial)”，我们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进行了徒步旅行。期间走过小路、后院、死胡同，带着失物招领的行李和许多路上突然产生的新想法。当然，这趟旅行还没有结束(会持续至2014年12月)，但现在我们要向你们展示曾走过的路程，并希望你们将这些信息传递出去。

这趟旅行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展开：一是深入了解“圣保罗双年展”的历史和双年展的举办场地——由尼迈耶(Niemeyer)设计的展馆;再则是探索巴西及其艺术场地的现状。旅行中，我们带着十几年来在艺术领域(大多是在北半球)工作中形成的旧有知识和偏见。那个行李有时非常有用，有时却完全是多余的，但它毕竟指引了我们先前的路程，在旅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最初，我们安排了横跨巴西的开放会议并分析了展览馆在过去的使用状况。从中可知，巴西的艺术场地大体上是固定的，但每个城市都不一样。尼迈耶设计的展览馆有着与众不同的建筑特色，我们将在选择作品及展览方式上对此加以强调。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行李储备中寻找与我们遇到的状况相关或合适的东西(大多是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我们找到的一位艺术家，一位来自中国的艺术家，他就是邱志杰。他能够在我们头脑中描绘出一幅地图，上面布满了我们想去的地方，这样就能从精神上将我们带向远方而不必离开原点。另一位是艺术家普拉巴卡尔·帕克布奇(Prabhakar Pachpute)，他的关于印度中心矿业地区的作品似乎反映了福塔雷萨或是圣保罗周边地区的状况。帕克布奇可以画出一个民族的故事，所以我们邀请他对我们之前有关绘画术语的思考作出回应。他的一幅作品做成了海报，并帮助我们开发了本届双年展中尤为重要的集体性、冲突和改革的思想。为了传递表达、贯彻教育，我们将更多地列出这些想法，你们可以在文本中找到这些思想纲要。

在巴西旅游时，我们注意到了那些把旅行当成发现自我、或是通过旅行来为作品创作寻求灵感的艺术家们。人们的运动、迁移和重新定居是如今巴西及其他地方的重要主题。从公共交通的使用权力、内在或外在的迁移体验、游牧民族在社会上的边缘化，到艺术家邂逅土著人，在不同的文化与地形间穿梭的浪漫主义。这是社会跨地域共享的东西，并形成了理解当代经验的方式。为了在艺术作品中抓住这点，我们转向近期艺术的伟大旅行者胡安·唐尼(Juan Downey)，一位从不定居的智利人，他创作了关于横跨南美洲体验的作品。我们还选择了罗密·鲍赤塔胡克(Romy Pocztaruk)(他的摄影之旅为巴西的很多地方作出了全新的诠释，如横跨亚马逊州的公路和废弃之镇福特兰迪亚)和丹尼卡·达吉齐(Danica Dakić)(她的的电影给欧洲移民一个获得更多关注的平台)的作品。阿曼多·奎罗斯(Armando Queiroz)动人地描绘了贝伦市土著人实际的隐匿边缘状态，哪怕是在他们的中心地区。在为国际市场寻找原材料的过程中，当某些地方的生活方式变得不再可行时，旅行不是去发现的一种方式，而是表示抗议的一种方式。

阿曼多·奎罗斯(Armando Queiroz)的作品直接与我们的题目“如何……不存在的事物”的某一元素相关。“不存在的事物”，这个术语是对艺术功能的诗意化描述——通过创造或使不被看见的东西变得可见从而触发出某些东西。当乔·贝尔(Jo Baer)努力诠释由古老而沉默的爱尔兰立石引起的思想旋风时，她的画也直接碰触到了这一点;电影制作人瓦尔·德·奥马尔(Val del Omar)则将西班牙了无生气的石头和流水转变为充满神奇的能量和充满威胁性的生物。然而，这也涉及到一个更有社会性指向的问题，即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想象力的局限性。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一种主导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似乎能够忽略或排除与人们对某些行为的观点不符合的信息经验。这使我们觉得某些事物、情绪、信仰和经历变得几乎不真实，因为用以表达它们的语言和裁决者并不产生共鸣，也可以说它们根本就没有表达过或者变为隐形了。瓦利德·拉德(Walid Raad)对艺术作品认知消失的轻微玩弄就带有这种感觉，茹恩·阿巴斯(Ruane Abbas)和巴塞尔·阿布·拉姆(Basel Abou-Rahme)的半虚构式叙述性装置也具有同样的效果。

将这些被隐形的事物带进人们的视野是我们在本届双年展的目标之一。我们相信这是一项艺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它能带来世界性的影响，那么它必然会引起政治和经济苏醒。这种混乱的苏醒通常表现在人们的外貌和行为中，引导我们思考“海侵”、“变性”“改革”中所包涵的“跨越”之意。在长途旅行中遇到如此明显的跨界现象，无论是通过身体变化或是精神状态的转变来体验到的，都可能引发精神层面的思考。在一部变性牧师的传记电影中，弗吉尼亚·德·迈德罗斯(Virginia de Medeiros)展示了精神层面的跨界现象;努日·萨拉(Nurit Sharat)探讨了自称是巴西的犹太人的皈依故事;雅埃尔·巴塔纳(Yael Bartana)则在思考当福音派信徒在圣保罗的一个郊区建成耶路撒冷第三会堂时所发生的事。

这样看来，现在和将来都是有形的，我们的旅行也将再一次朝着双年展基金会和巴西艺术风景这两个方向继续下去。在基金会中，我们接受了斯特拉·巴比耶里(Stella Barbieri)在过去四年里创立的教育部方面的支持。由于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比如与许多学校和社区的关系网络，教育部能够使我们快速邀请到那些能应对集体工作中种种挑战的艺术家。同时，教育是一个有着多种形式的抽象概念。近来的艺术实践也都围绕着如何重塑并改革教育进行，使教育能向经济主导者表达不同的价值观。最厉害的是，它能展现那些我们大多数人仍在经历着却无法叫出名字的“不存在的事物”。对历史上一些另类教育榜样进行调查的艺术家也被邀请了，包括佩德罗·罗梅罗(Pedro Romero)、伊莫金·史绨德沃希(Imogen Stidworthy)和格拉济耶拉·昆斯克(Graziela Kunsch)。因为我们想让第31届圣保罗双年展的受众群(即小学生、学生、社群和参观者)成为活动的中心，所以这些榜样将有望指导教育的实践。这意味着展览馆的空间不仅要用于艺术活动，还要用于欢迎、准备、交谈和思考的活动。幸运的是，场馆是非常开阔的，在空间上有能力举办这样的活动，因为它的底层直接开放到公园并在开放空间和艺术展览所需的围栏间建起了过渡带。这儿会展示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如来自解构建筑的孔特拉斐尔(Contrafilé)、桑迪·希拉勒(Sandi Hilal)和亚历山大·佩提(Alessandro Petti)。

在巴西旅游，我们被全国各种形式的灵性和信仰吸引住了。比方说，像滕伽(Tunga)那样的艺术家，致力于从物质世界和非物质世界的关系中获得能量，席拉·高达(Sheela Gowda)也是如此。他们都会在接下来的双年展中展示他们在巴西创作的新作品。尼尔巴尔·谷茹艾斯(Nilbar Güres)则融合了巴西和土耳其迷人的物体特质，使作品变得非此即彼，但永久保留了我们之前谈到过的“跨越”状态。

在我们的旅程中出现并一直与我们在一起的另外两个主导思想是“冲突”和“集体性”。在正经历快速社会变革的巴西，两者都占有一席之地。巴西的贫富差距极大，这个问题从累西腓(Recife)到阿莱格莱港(Puerto Alegre)。这些冲突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要求人们站起来一起反对不公平或腐败现象的主张伴随着不断高涨的“不”的呼声。“冲突”和“集体性”的这种亲密关系通常是艺术家的能量和灵感的来源。一些艺术家，像安娜·利拉(Ana Lira)和哈利勒·艾丁德瑞(Halil Altindere)，已将他们的镜头转向最近的争纷，记录政治阴谋的败露，或是邀请伊斯坦布尔郊区的孩子在歌曲中演绎他们的生活。其他被邀请的艺术家将他们的自身状况和对于在这发现的人和事的一些想法与担忧融合起来。胡安·佩雷斯·阿吉雷各科阿(Juan Perez Agiregoikoa)将在雅尔丁·潘塔纳尔(Jardim Pantanal)把帕索里尼的《圣徒马可的福音》中缺失的场景搬上舞台，尤海·阿弗拉哈米(Yochai Avrahami)将把社会政治历史博物馆的展览作为物体讲述式艺术的起点，伊涅斯·杜杰克(Ines Doujak)和约翰·巴克尔(John Barker)用图像开创了与纺织品贸易冲突有关的新的布料设计。

这趟旅行的隐喻经常也是迁移和再定位的过程。这种情况下，集体感有关键的心理作用。画家布鲁诺·帕切科(Bruno Pacheco)和电影制作人利·欧尔佩兹(Leigh Orpaz)接受挑战，用现实而又梦幻的图像描绘了这些心理状态。

从普拉巴卡尔•帕克布奇(Prabhakar Pachpute)到利·欧尔佩兹(Leigh Orpaz)，被推搡或挤在一起的身体图像既开始也结束了我们的旅行。这可能暗示着参观“圣保罗双年展”的机会(我们预测有50万人参观此次展览)但是更贴切地说，这是一种通过思考，创造出“不存在的事物”的方法。如今，艺术的任务可以被认为是为一个重大改变做准备，这个改变是与社会想象力有关的。这些人类团体的形象隐喻了这个改变将引起的不便的过程和随后会带来的一些集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