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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前的《圣母子与圣安娜》
近日，法国卢浮宫收藏的达·芬奇名画《圣母子与圣安娜》被指修复过度。这幅价值1.6亿英镑的画作被修复后，因“与原作相比太明亮”而大受质疑。
这一事件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也引发了关于名画修复的热烈讨论。经过几个世纪的辗转，名画往往会失去当初的模样，需要“整容”。历史上，有不少世界名画被专业人员修复过，有些修复获得了很高的赞誉，也有一些被指毁灭经典。
英国专家热心酿大错？
有人满意，有人气得辞职
人称法国卢浮宫有“三宝”：《维纳斯》雕像、《蒙娜丽莎》油画和《胜利女神》石雕。达·芬奇的《圣母子与圣安娜》虽不入此列，但在艺术界的地位也举足轻重。由于这幅画表面出现了积垢，去年下半年，在一个由20位成员组成的国际咨询保护委员会的建议下，卢浮宫对这幅画进行了清理修复。英国文物保护专家卢克·塞根和拉瑞·基思是修复建议的牵头者，在动工前，他们对外界保证了修复方法的安全。
名画修复耗时耗力，一般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但这项修复工作仍在进行中，就已经受了不少批评，很多专家认为这幅画被过度修复——与原作相比太明亮了。
为抗议工程，两位资深的法国艺术史学家西格恩·兰格尼与让-皮埃尔·库赞宣布，辞去咨询委员会的职务。英国《卫报》援引卢浮宫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清洁修复技术在一年以前就有争论，因为兰格尼说它“不安全”。
从官方公布的图片，可以看到画面确实比原作变亮了。但卢浮宫的一位发言人坚称，这项修复技术是他们研究之后找到的最好办法。咨询委员会则认为，除了颜色太过明亮，其余的修复工作令人满意。塞根和基思也表示满意。目前，卢浮宫已组织专家重新评估，以确定是否修复过度。
对现代技术的乐观使修复被滥用
“博物馆圈子里的人们脱离了现实，自信得想要修复阳光底下的一切”
名画有恙，就需要治。这个“治”，就是找专业的修复专家来解决。很久以前的人就知道露天摆放会损坏艺术品。城市里的建筑物与雕塑最容易受损，纸上的绘画作品也无法幸免，所以，人们心里早有了“修复”的概念。
几乎没有人会对诸如此类的修复产生异议：为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塑像所做的固色处理；阿姆斯特丹莱克斯博物馆收藏的伦勃朗《夜巡》在受人野蛮猛砍后，进行的缝合与润色；达·芬奇名作《圣母子与圣安娜、施洗者圣约翰》遭一名男子用短猎枪射击、玻璃碎片划破后，被仔细缝合；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毕加索作品《演员》被参观者跌倒时不慎抓毁，再经历修复……
更为特殊的是，达·芬奇的壁画《最后的午餐》，其实从画完的那天起就开始进行修复了。因为这幅画的技法具有很强的实验性质，经过4年时间，等到作品完成时，色彩已出现走样和退化的迹象。再加上近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污垢，以及历代修复者涂盖的不合理的色彩和其他材料，使得修复成为必然的选择。
但名画是艺术家留下的宝贵遗产，一旦“修坏”，就很难弥补。以现代技术作武器的人们很容易过高估计修复的意义，认为数百年前的湿壁画、油画、雕塑等，都可以通过修复而回到“最初的美”。近几十年来修复名画的成功案例，如1992年修复的意大利画家韦罗内塞的《迦南的婚礼》(藏于卢浮宫)，又加强了这种乐观情绪，使得修复在一定程度上被滥用了。美国艺术史学家詹姆斯·贝克曾指出，博物馆圈子里的人们脱离了现实，已经自信到想要修复阳光底下的一切的地步。
“尽管在过去几十年间，国际上有过雪崩似的艺术修复方面的研究，但却并未出现足够的、可用的观念，来为修复活动提供坚实而可靠的理性。”贝克说。他在所著的《试验中的雕刻：现代社会的修复》一书中指出，有些修复不仅是多余的，而且可能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例如经过修复的米开朗琪罗群雕，看起来与其弟子的作品几无二致。
国际艺术评论权威期刊《艺术评论》曾举例说，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的教授阿尔约辛到了西方，发现一个令人吃惊而又悲哀的事实：面对那些经过清洗的西方古代大师的杰作，人们仿佛可以获得这样的结论：无论是韦罗内塞还是戈雅、鲁本斯还是莫奈，都好像是同一时代的画家。
修复的界限：何为多，何为少？
早在17世纪之前，西方就已注意到“可逆性”问题
很多画作放久之后，表面材料会发生氧化，形成一层薄薄的增生物。对修复者来说，这一薄层除不除？是个问题。怎么除，除多少？这两个问题就更专业了。很多鉴赏家认为，薄层是作品历史悠久的证据——有些作品甚至会因为薄层而增值，不用除掉。任何一幅作品经历数百年的风风雨雨，就算历久弥新，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折损。只要薄层不影响画作内容，就完全可以置之不管。
但也有人认为，薄层并非出自画家手笔，也并无艺术感可言，除掉也未尝不可。而且修复人员技术再精湛，也难免会在除掉薄层的同时，顺便除掉了画作表面的装饰。经常有名画因为除掉薄层，而被批过度修复。
本世纪初，米开朗琪罗画在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曾被大面积修复，但众多专家与游客指责其修复过度。修复后的天顶画变亮了许多，批评者称“米开朗琪罗本人从未想过要那么亮”。
名画修复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地向原作靠近。但修复人员必竟不是画家本人，修复火候很难控制，修少了会被说能力不够，修多了会被批糟蹋国宝。并且，对修复成功与否的评价分歧也很大，民众可能认为修得太多，但专家却可能认为刚刚好。
广东美术馆典藏部主任江郁之介绍了以下3个被国际艺术界公认的修复准则，它们规定了名画修复的粗框：
1.可逆性：
所有增补上画面的东西，在后人需要的情况下，都可以被清除；
2.可识别性：
修复过的地方要留下记录，便于后人识别；
3.最少限度干预：
修补的部分不能超越原画缺损的部位。
以《最后的晚餐》为例，历经不同时代的修改，这幅画早已与达·芬奇成画时的效果有很大距离。由于现代科技的进步，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对其进行了近20年的修复，将所有被科学验证是后人添加的“不纯物”(包括前人涂的石灰)予以全部清除，最后得以重现达·芬奇成画时的初始面貌。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西方早在17世纪之前就已注意到“可逆性”问题，给后人预留了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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