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时,美国的现代艺术一跃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获得了全球的尊崇。随着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出现,美国既往史上的画家、雕塑家以及建筑家也都重新恢复了活力。从哈德逊河山水画家到格兰特·伍德(Grant Wood)这些美国早期艺术家,他们都没有被看作是来自乡间的天才或是较大趋势下的当地典范,而是成为了国家艺术史上令人自豪的一部分。今天,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美国展区,陈列着许多就算是Tiffany彩色玻璃也难以超越的艺术珍品。
Jacob Epstein,Mrs Mary McEvoy,1909
一些能与这种情况相似的事情现在正发生在英国画廊和博物馆中。我们仿佛根据我们的喜好或需要选择了艺术史。自从达明安·赫斯特在20世纪90年代初打破了沉默之后,英国艺术家也逐渐开始获得了成功,在国内外变得时兴起来。与这种艺术一同成长起来的这代人如今有机会完成他们哲学博士的学业了,然后成为策展人或是讲师。英国艺术史的官方发展画面也在我们眼前发生了改变。
20世纪50年代美国抽象油画的盛行,使得史学家们首先重新发现了美国艺术遗产中的浪费主义风格,然后就是其奢华精美的一面。按照类似的逻辑顺序来看,从1990年起,英国当代艺术带来的新的全球声誉就开始使策展人的关注点放在20世纪英国现代艺术的发展之中。突然之间,英国好像成为了一个先锋派的国家——事实上,它在现代艺术史上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失败者。此前,英国皇家艺术院大肆夸赞了一番20世纪的英国雕塑;与此同时,泰特英国美术馆也展示了从1900年至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艺术界——带着一种考古学家确信下一片陶瓷碎片将改变我们对过去的看法的决心。
对此我表示很失望。20世纪前半叶的英国艺术从来没被低估。准确地说,它是处于死水一般的停滞状态。当然也存在一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例如沃尔特·希科特(Walter Sickert)以及雅各布·艾伯斯坦(Jacob Epstein)。二战后,英国艺术在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与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的时代获得了更多的发展动力。然而,对20世纪初至40年代英国现代主义的夸赞实在是一个愚蠢之举。你可以因为任何一种艺术而得意忘形,但无论展出多少件亨利·摩尔(Henry Moore)的雕塑作品,也改变不了它们在毕加索作品前黯然失色的情况。
Damien Hirst, Away from the Flock,1994
这种对20世纪英国艺术的迷恋是错误的,同时还带有一些保守主义的意味。它表现了这样一种观点:体面严密的英国现代艺术按推测来说优于赫斯特的艺术。然而在泰特英国美术馆举办的英国现代主义展中,只有一个展厅会让人感到兴奋:达明安·赫斯特的展厅。他的艺术在我的脑中迅速扩张:它是真实、生动而且自由的。相比之下,来自布鲁姆斯伯里和伦敦郊区的英国现代艺术就好像软弱的绵羊一样,只会在农田里咩咩地叫,成群而行却举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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