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工笔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之时,也潜伏着不少有碍其健康发展的负面因素。宽松的文化环境与多元并存的艺术格局,一方面为工笔画创作提供了自由取用的极大便利和丰富资源;另一方面又以“怎么都行”的后现代境遇腐蚀着人们的意志,导致许多工笔画作品失去了自律性约束,而在吸引眼球的低俗层次上为所欲为。沉溺古典和肤浅模仿的工笔画,挪用西方绘画语言或者混迹日本画的工笔画,脱离中国画得意忘象之文脉而追逐视觉生理极限的工笔画,以及乞灵于媒材开发、媒介实验和形式解构,将制作设计充当艺术创造的工笔画,从不同方位上催化加剧着为所欲为的无序程度。在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图像文化高度发达,人的神经系统倾向视觉化,主体结构往往还原为感觉与幻象的时代背景下,如果缺乏形而上精神的支撑,工笔画比起写意画来,更容易陷入解构崇高、亵渎神圣的反文化泥淖。
绘画作为视觉艺术的中心门类,从古到今的流衍过程,在西方大抵是逐渐芟除附加其上的巫术、宗教、文学、科学等因素,向着较为纯粹的视觉形式转变。在中国,则由于文人画的主导作用,反而融合文学、哲学、书法等因素,强化人格、趣味、象征等原则,朝着综合艺术的方向舒展其精神根基。这一反差,随着20世纪传统文人阶层的解体而被填平,中国画也与其他画种处于同一平台,将视觉形式的建构视为天然职责。工笔画正是抓住这一历史契机,获得了远胜于写意画的大发展机会。但不容回避的前提,是必须补上文化这一课,必须找回艺术家的精神深度,必须维持一种积极的超越状态——既抵制功利世界的诱惑和强暴,又拒绝意义世界的自我中心化和绝对化。这不仅是工笔画摆脱“媚俗”、“匠气”等“过去式”桎梏的保证,同时也有助于减轻“民族性”与“时代性”两难选择的困扰,从而真正迈开“现在时”的稳健步伐,用自己的“未来性”去构筑不负众望的壮丽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