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适度的限制中展现画家的自由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巡回展观感

文/ 宋永进

八月份我参观了浙江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展，昨天接到范达明先生发来关于研讨会的通知后，又特地拜读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巡回展（杭州展）。展览无疑是成功的。许多艺术家在把握严肃的历史场面与表现优雅的绘画语言之间，在宏大的叙述与个性的表达之间，在主题的限制与自由的把玩中尽情展现画家的天赋和才华，享受着艺术表现的乐趣和快意，在画布上留下了一个个精彩的瞬间。

作为一个真实的画家总是存在于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以及教育环境中，生活和工作在一个真实而具体的事件中，而不是在一个完全理想化的真空环境里。民族的道德观、传统的审美意趣、时代的价值取向，以及个人的家庭生活、社会工作、知识结构、生存环境、活动圈子等等因素，一方面丰富着画家的阅历，滋养着艺术家的创作思想，另一方面又在不知不觉中制约着艺术家的创作行为。因此，画家的自由创造并不是绝对的，总是伴随着一定的限制进行的。

画家一生不仅需要为实现纯个人化的理想追求而自由创造，也应该为满足当下社会的客观需求做一些画家力所能及的事。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一项带有政治因素的文化任务。创作这样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大多数画家只能依据历史图片或经现代演绎的影视图像的间接体验进行创作，加上政治意图的无形干预、表现主题的限制、画家个性化表现语言的局限、以及评审组集体意识的约束等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画家的自由发挥。但这是当下艺术家理应勇于承担的一项使命，也是一种创作机遇。面对这样的主题，尽管已有的习惯性语言形式不一定用得上，已有的娴熟技术或许不够用了，已经成熟的思维方式和艺术个性反而变成了一种障碍，但或许正是这种矛盾激起了画家对原先艺术经验的反思，进而拓展了新的可能性。画家如果能够放下语言形式和艺术个性的包袱，走出当代生活和当下文化语境的藩篱，透过单薄的历史图片，让主体情感和精神状态真正进入历史场面那感人的一刹那，那么作品内在的震撼力便自然浮现。这样的画面比文革时期美术界惯用的“宣传式”的说理更具说服力，画面撼动的不仅仅是观众的眼球，更是观众的心灵。本次展览中的许多作品正是在这种适度的限制中展示着画家的自由和潜能，从而引来一批又一批的各地观众。就油画作品来看，如徐青峰的《血战台儿庄》经典的构图、准确而细腻的描写，作品从容大度、气势恢弘；俞晓夫的《鲁迅在上海》沉稳的语言、严肃的表情、冷峻的气质，作品意味深长；谷钢的《大庆人》，油画语言娴熟，画面气度咄咄逼人；全山石和翁诞宪合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笔触、火辣的色彩，张弛有度地谱写着那个特殊年代的悲壮之歌；丁一林的《科学的春天》沉着的色彩和笔触、朴素的语言和形式，绘画风格细腻而大方；许江等合作的《南京》宏大的场面、低沉的天空、悲凉的情节，感人至深；杨参军的《戊戌六君子祭》凝重的画面背景、铁骨铮铮的人物气质，书写着永不磨灭的历史瞬间；章晓明和周小松合作的《激战》破碎的笔触、沸腾的激情，画面气势激昂却不张扬；冯杰的《征服珠峰》深蓝与深红的对立、冰冷与生机的对比，是一首生命的颂歌；王希奇的《长征》昏暗的色调、悲壮的气氛，呈现出一片苍凉的意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举不胜举，不一而足。

当然，如此重大的举动，如此宏大的主题，如此强大的艺术家阵容和展览规模，人们对于展览的期望值必然很高。然而，展览中也有一部分作品有些令人失望。老的思维模式、旧的绘画套路，画面干巴巴的，没有真情实感，没有一丝余味。这种“完成任务”式的画面除了其大尺幅和大场面给人视觉上的冲击以外，几乎毫无意义。

2009.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