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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定居纽约18年的徐冰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返回北京，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他的折返让不少人诧异，可对于他来说这是个必然“看够了纽约，理解了西方的当地艺术生态就该回来了。”
徐冰在北京成长、学习、教书，也是在这里琢磨出了让他蜚声当代艺术圈的《天书》。凭借《天书》的影响力，徐冰在上世纪90年代初去了西方当代艺术的中心之一纽约，“纽约让我理解了西方当代艺术的一种规则”。而2001年那场纽约劫难也赋予他灵感，用世贸大楼倒塌扬起的灰尘所创作的《何处染尘埃》巧妙地结合了灾难元素与中国的哲学名句，这件城市作品成为他另一个不得不提的代表作。纽约也因此成为和北京并列的徐冰最重要的人生坐标，正如他自己感叹的“纽约和北京是两个让我有理由生活下去的城市”。
他也许是中国知晓了最多秘密的人，因为他书写了《天书》。那些似曾相识又陌生的中国字是徐冰独自在北京的小屋中耕耘了2年的结果，而也正是那4000多个没人认识的中国字带着他离开北京，定居纽约，再折返北京，这件举世的作品亦成为他立足当代艺术圈最有力的凭证。
曾离开北京多年的他，面对这个城市早不同于18年前的模样，却没有如大量公共知识分子、艺术家们那样的痛心疾首，“北京的变化很大，这些变化是自然和必然的，说不上好或不好”。就像他自己也喜欢有历史感的城市，却强调没有理由让某些城市居民一直生活在所谓的没有被现代化的城市和关系之中。
为500平米的土地设立咨询委员会才是城市人性的开始
总有人惋惜着北京历史感的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张扬而现代的央视大楼、让演员宋丹丹在围脖上惊呼“放过北京”的SO H O建筑群，于是，我们会试想如果一个成功的当地艺术家成为了北京的管理者，那么北京的未来是否会有所不同?
徐冰的答案是改变需要从对每一块土地的珍视开始。“目前我正在为纽约的下城，即布鲁克林桥曼哈顿这一端，设计一个小小的公园及公共艺术品。”他强调这个公园可能只有500平米，“其实是块非常小的三角地，但是就为了这个项目，招标了无数次，还需要找地方居民代表，其中包括老年组、华裔组及青年人代表等等大家一起来参与讨论这块地的未来。”
他笑言过程非常复杂，“这些程序和谨慎态度无疑说明了城市对这块土地的珍惜，而在中国，无论是多大的地未来要干什么，作出决策的也只是那么一两个人”。一个城市如果要做到人性化、合理化，无疑对土地的使用是需要谨慎且反复考虑的，“必须得专业化起来，但专业人士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在今天其实还是个问号”。
徐冰直言这个时代一切都加速，连拆的速度也变快了，利益也是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环，“领导们要搞形象过程，开发商们要显示自己的财富和与众不同，而设计师为了获得机会去拿到项目，则一定会去显示自己的设计感，一定要让甲方看见这笔设计费的结果，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因为真正好的设计是看不出设计痕迹的”。
“城市管理是个综合事物，需要考虑整个城市的生态、功能设施、人群关系等等，所以艺术家是当不了市长的。”徐冰笑言。对当下中国来说，美感可能在城市建设中还处于很次要的位置，“一切建设都由甲方决定，甲方的品位和希望，甲方的想象中有经济、资金的考量，有吸引用户的考量”，也许缺的独独就是那份美感。
徐冰虽然说，现在去改变北京太晚，却依旧对这座城市心怀希望，“时间到了自然就会解决，因为通过提高人的素质，大家会认识到美感与历史的重要，比如现在对北京城墙的反思”。如果从现在起，北京500平米土地的使用都会由咨询委员会来探讨决定，那么遗憾会不会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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