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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说明专业化的弊端。在一次讨论会上，我听到过人们对于那类读书破万卷的老式学究的揶揄，讥笑他们不过是能走动的“活书架”。这似乎是鹤见佑辅在《徒然的笃学》中对19世纪英国大历史学家阿克顿[Lord Acton]嘲讽的回声。鹤见曾经写道，阿克顿在六十年间读了七万多卷书，每一卷都做了校勘和批注，但从中“竟不能寻出一个创见来”，虽“以读书为毕生的事业，而终于没有悟出真义”，度过“可悯的生涯”，“这是一个悲剧”。鹤见说得不错，阿克顿的确是当时英国人中间读书最多的人。当他1901年中风并于翌年去世时，人们哀叹他把巨量的未曾用过的知识带进了坟墓。但是，他的生涯是否悲剧那就另当别论了。而说他读书未悟出真义则只能说明鹤见的悟性出了问题。诚然，由于阿克顿有资料不全就不愿意写作的习惯，致使他所计划的著作《自由的历史》始终没有写成。然而，他实际上却是带着怎样丰富的创见在构思那部巨著啊!布赖斯[Bryce]在一段相当出名的话里说道：
二十年前的一个深夜，他在他自己戛纳的书房里，曾向我说明过关于这样一部自由的历史应该怎样编法，甚至怎样使之成为全部历史的中心线索的意见。他不过谈了六七分钟，但那谈话却是像一个受了灵感的人的谈话，他仿佛是从高空的某个山巅之上望尽了脚下人类进步的辽远曲折的道路，从史前混沌的息米立亚人岸边的朦胧阴影一直到光焰较强但仍然闪烁不定的近代。他那滔滔的雄辩是壮丽的，但比这雄辩更为奇伟的则是他那洞悉一切的惊人想象;它通过一切事件并且就在一切时代之中窥见了那些道德力量的作用;这些力量时成时毁，但却始终不停地转化;它们曾经形成并一再形成着人类的制度，并曾经将其瞬间万变的能量转化形式赋予了人类的精神。这情形恰似是人类历史的全部图景在一道阳光的照射之下而骤然闪烁起来。
事实上，正是阿克顿的广阔的学识与想象的洞见互相辉映，正是他那种把揭示自由的过程当作历史学家的责任的深刻见解，使他在古奇[G.P.Gooch]的名作《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与梅特兰[Maitland]并列占据了重要的一章。
谈起那些百科全书式的旧式学者，很多人都不以为然，而我则衷心地景慕他们。这当然丝毫不会贬损我对那些专家的敬意，但是专业化的结局的确令人担心，因为完全依赖于自己的专业将会破坏人文科学的意义。
无须说，这种意义是建立在人类知识的整体性之上的。对于一个人文学者而言，他的基本工作大致就是运用语言这个工具去精研原典，竭力使典籍的尘埃变成珍珠，发出光彩。我们知道，最初的意大利人文学者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在重新挖掘久被遗忘的古代拉丁文献的过程中，一方面是抄写、编纂、甚至印刷那些典籍，以确保其不沦为荒草;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深入地研究古典拉丁文的拼法、文法、修辞、历史、神话、碑铭、古钱等等而把校勘[textual criticism]与历史解释[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的技巧日益完美地结合起来。在这种试图重新掌握古典世界的真正遗产，并因此获得那些适合发现这些遗产的技术的努力之下，他们很快就远远超越了中古时期对古典世界所具有的知识，从而保持了对古典世界的更全面、更深刻的记忆。若非这些人文学者的努力，很多古典著作，甚至包括柏拉图和希罗多德等人的伟大著作，恐怕早已在土耳其人占领东方拜占庭帝国之后荡为冷烟。无疑，失去了那种记忆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极其遗憾的，因为往昔的大师和成就乃是他们在一切生活境遇中具有指导意义的典范。
而现代科学的第一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跨出的。由于古典人文学者提供了古典的科学文献，科学被酝酿、被催化了;由于努力地要在自然中看到古希腊学者宣布已经发现了的东西，欧洲的科学家逐渐地发现了自然中真正存在的事物。把大自然之书看成是由数字写成的这种信念，就是人文学者重新发扬柏拉图传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个信念激发了天才的大师莱奥纳尔多 达 芬奇，使他想通过数字、重量和尺寸[numero，pondere，etmensura]去解释和理解那显现于亘古不移的自然法则中的理性。他不仅在他的笔记中不失时机地引用了在1426年才由瓜里诺[Guarino]发现的塞尔苏斯[Aulus Cornelius Celsus]的伟大著作De Medicina(一说为教皇尼古拉五世所发现)，而且他在研究水和空气运动形式的笔记中还显示了对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了解，正是这种研究给他的《最后的晚餐》的构图带来了惊人的效果。他的笔记有几千页之多，满布文字和速写。这些笔记，人们越是钻研就越是难以理解—个人怎么会在那么多不同的研究领域都独秀众侪，而且几乎处处都有重大贡献。后人由衷地赞美他是universal man，而他却谦虚地称自己为a man without letters。
在知识专业化、人格单向化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们经常用莱奥纳尔多这样的通才来反省我们的文化、来引发我们的向往，这是不无道理的。正如菲利普森[Morris Philipson]所说：如果把莱奥纳尔多当作一种原型[archetype]，那么它就是这个经常受挫的时代的一个理想的实现，是这个支离破碎的时代的一个完美的理念，是在这个狭隘的专业化世界一个乐观的梦想者与实际的计划者所能做到的令人满意的结合。
以上所述，没有什么新鲜的见解，但是却很容易使人想到培根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在20世纪50年代这句口号曾是一家杂志的刊名，因此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对它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正是前面提到的阿克顿，使我对这句振奋人心的口号有了新的看法。阿克顿尖锐地指出：力量倾向于腐败，绝对的力量就是绝对的腐败。此处，对于人文科学就像对于自然科学一样，我毫不犹豫地同意波普尔的看法，即把人文科学看成是增加人的力量的手段，那恰恰是对于圣灵的犯罪。抵御这一诱惑的最佳措施就是意识到我们知道得何其之少，我们所获得的那一点新增加的知识中的最好的知识，开辟了我们全新的未知的大陆，正是通过这一事实，我们的知识才显示了它们的意义。
伽利略正是在开辟通往未知大陆的过程中，提醒人们最好还是说出那句智慧、敏捷而 谦虚的话：“我不知道。”这句话成了创造新世界的宣言。他不仅是在为人类知识的自由辩护，而且也在试图为人类创造出一些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在人文学者看来，是把它归于“沉思生活”的名下展开的，也就是伟大的美术史家潘诺夫斯基所称的“心灵的活动”。由于我们无法仅仅从“行动生活”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的世界，于是，这种心灵活动或者沉思生活便成了人文学者以谦虚的方式去参与创造现实的活动。这样，从这种心灵的活动、而非心灵的财富的角度出发，人文科学的理想目标大致接近于智慧。早期的人文学者梦想的正是古典时代作家的aurea sapientia(黄金般的智慧)，他们要以这种智慧来反对那种琐细无聊的诡辩哲学。在他们看来，真正的智慧所关心的是人类和他们的行为、个人生活和国家政府的行为，对美的欣赏以及对真理的沉思，特别是对宇宙和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沉思。而诡辩哲学却对于琐碎的论点进行琐碎的辩论，全然忘记了那些困扰着人类的重大问题。
因此，智慧本身就意味着责任，诚如一句短语所言sagesse oblige，是责任，但不是力量。“企图兼有智慧和力量，过去极少成功，即使成功，也不过昙花一现”(爱因斯坦语)。在人类的伟大文化遗产日益受到威胁的今天，人文科学负有什么责任，人文学者或者说知识分子是否还意识到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在我看来，这已成了我们学术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艺术研究三藩，即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术鉴定这三个领域，如果总的情况依然是，理论家想当未来时代的预言家，历史家想当过去时代的预言家，只有鉴定家在他的禁地独享着艺术品评和真假归属的乐趣，而没有一种力量能促使三者互相倚重，并汇为一强的话，那么就艺术史而言，尽管有老一辈学者留下的学术财富，尽管有年轻一代中的特立独拔之士，但是，要想使根基本来就很薄弱的艺术研究能够为人文科学赢得光荣，这恐怕对于我们这一代而言，一直是飘浮在脑海中的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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