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批评如果没有正确地把握客观对象的所是和所非，而是盲人摸象或睁眼说瞎话，那么，无论是鲜明的“是”与“非”，还是热烈的“是”与“非”，都可能陷入捧杀或棒杀的尴尬境地。
近20多年来，文艺批评这双推动文艺发展之翼始终不够坚硬。从“失语”、“缺信”和“缺位”的责难到提出“真正透彻的批评为何总难出现?”、“文艺批评的锋芒哪去了?”，文艺批评一直处于被置疑的境遇。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如何磨砺其锋芒并走出困境?
在求真中磨砺锋芒
不少文艺批评退化为文艺表扬，甚至堕落为肉麻的吹捧。这些文艺批评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甚至言之无物，既不能准确地解剖批评对象，也不能正确地把握其在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价值。溢美现象之所以泛滥成灾，除了为狭隘的利益所驱使之外，还因为有些文艺批评家颠倒了“说什么”与“怎么说”，以及文艺经典与文艺批评的辩证关系。
文艺批评界一直盛行肉麻吹捧、遮蔽真相的风气。1986年，俞平伯敏锐地指出笼罩于《红楼梦》之上的烟雾，“数十年来，对《红楼梦》与曹雪芹多有褒无贬、推崇备至、中外同声，且估价愈来愈高，像这般一边倒的赞美，并无助于正确的理解。”尖锐地批评《红楼梦》研究界“误把缺点看作优点;明明是漏洞，却说中有微言”。俞平伯在批评这种肉麻吹捧之风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认为他早年的《红楼梦辨》(1922年)对《红楼梦》的评价并不太高，甚至偏低，是错误的。而后来的《红楼梦研究》(1950年)放弃前说，走到拥曹迷红的队伍里去了，应当说是有些可惜。其实，从《红楼梦辨》到《红楼梦研究》，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评价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在《红楼梦辨》中，俞平伯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很高的……《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我虽以为应列第二等，但雪芹却不失为第一等的天才。”而“在现今我们中国文艺界中，《红楼梦》依然为第一等的作品，是毫无可疑的。这不但在理论上很讲得通，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在《红楼梦研究》中，俞平伯依然认为：“在现今我们中国文艺界中，《红楼梦》仍为第一等的作品，实际上的确如此。”不同的是，俞平伯在《红楼梦辨》阶段评价了《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而在《红楼梦研究》阶段则删掉了这些评价。不过，俞平伯这种澄清《红楼梦》真相的批评还是切中肯綮的。周汝昌就缺乏俞平伯这种清醒的反省。今年，李泽厚在《文汇报》上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批评了《红楼梦》和红学，认为“有两种《红楼梦》，一个是一百二十回，一个是八十回加探佚成果。后者境界高多了，情节也更真实，更大气。可惜原著散佚了，作为艺术作品有缺陷”。并高度肯定了周汝昌的《红楼梦》研究，认为“周汝昌的探佚把整个境界提高了，使之有了更深沉的人世沧桑感，展示了命运的不可捉摸，展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百年来《红楼梦》研究里，他是最有成绩的。不仅考证，而且他的‘探佚’，很有成就。”周汝昌则认为李泽厚的“答问”“真是通俗而简明，热情又恳切”，在这一“答问”中“才找到了真师和真理”。这种互相吹捧除了相互抬高以外并无助于澄清《红楼梦》真相。
俞平伯指出的《红楼梦》批评界的溢美现象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在这个只认成败不问是非的时代，不少文艺批评家不再追求真理。这使不少文艺批评退化为文艺表扬，甚至堕落为肉麻的吹捧。这些文艺批评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甚至言之无物，既不能准确地解剖批评对象，也不能正确地把握其在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价值。溢美现象之所以泛滥成灾，除了为狭隘的利益所驱使之外，还因为有些文艺批评家颠倒了“说什么”与“怎么说”，以及文艺经典与文艺批评的辩证关系。
在“说什么”与“怎么说”的关系的把握上，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不少人不追求真理，忽视“说什么”，只重视“怎么说”。有人认为，文艺批评必须保持与文艺作品的距离，即在说“是”的同时也要说“不”，反之，在说“不”的同时也要说“是”。其实，文艺批评既能只说“是”，也能只说“不”。绝不能抽象地规定文艺批评说“是”或“不”。文艺批评说“是”还是说“不”，不取决于文艺批评自身，而取决于文艺批评所把握的对象。文艺批评如果没有正确地把握客观对象的所是和所非，而是盲人摸象或睁眼说瞎话，那么，无论是鲜明的“是”与“非”，还是热烈的“是”与“非”，都可能陷入捧杀或棒杀的尴尬境地。因此，文艺批评说“是”还是说“不”，不取决于批评主体，而取决于批评对象。如果批评对象值得说“是”，批评主体就应该说“是”;如果批评对象不值得说“是”，批评主体就应该说“不”。这才是实事求是。还有人认为文艺批评最是盛气不可无。文艺批评家如果具有充实而勃郁的浩然之气，就能克服内心的顾虑和恐惧，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而不是左顾右盼、言不由衷地说漂亮话，虚头巴脑地说好听话。李建军认为，“对一个批评家来讲，情、识、才、学也很重要，但相对而论，浩然之气更为重要，因为，没有它的推激和支持，批评家的内心就缺乏勇气和活力，他的情、识、才、学就很难被充分地表现出来”。的确，追求真理、澄清真相需要勇气。但是，这种无畏既可能是无知无畏，也可能是有知无畏。对于文艺批评家来说，当然是理直才能气壮。否则，文艺批评家的“盛气”就不是“浩然之气”，而是戾气了。
在对文艺经典与文艺批评的关系的把握上，不少人过于夸大文艺批评家在文艺经典诞生中的作用，似乎文艺经典不是广大作家、艺术家刻苦创作出来的，而是文艺批评家吹捧出来的。这完全颠倒了文艺经典与文艺批评的辩证关系。不可否认，中国当代文艺界的确存在不少意图“打造”文艺经典的现象。这严重地阻碍了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存在两种夸大文艺批评家作用的现象：一是认为文艺经典是在文艺批评家的炒作中产生的。有人认为“经典”的价值不仅不是自动呈现的，而且更是需要不断地被发现、被赋予、被创造、被命名的。一个时代的作品，如果没有被同时代人阅读、研究、评论、选择，那么，这个时代的“经典”是不会自动“现身”的。这是不准确的。经典就是经典，伪经典就是伪经典。伪经典即使混入经典的行列，显赫一时，也不可能成为真经典，迟早会被遗忘。真正的经典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自封或他封的。因此，文艺经典既不是文艺批评家吹捧出来的，也不是文艺批评家所能轻易否定的。过于夸大文艺批评家在文艺经典诞生中的作用是十分有害的，这将助长一些作家不是在写作上精益求精而是在炒作上费尽心机的不良风气。二是认为文艺经典是可“炮制”的。有人指出，经典并不是自然地形成的，而是被历史地建构出来的。经典的确立和崩溃的过程，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兴起和死灭。的确，文艺经典确立和崩溃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兴起和死灭。文艺经典不仅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且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长河上的航标，是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但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的文艺经典是绝不受意识形态限制的。
当然，否定文艺批评家在文艺经典诞生中的决定地位，并非完全否定其在文艺经典诞生中的作用。文艺批评家不但能发现文艺经典、推广文艺经典，而且能帮助作家创作文艺经典。优秀的文艺批评家不仅是清道夫，还要积极发现和挖掘一些在文学史上被遗漏或被埋没的优秀文艺作品。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不应局限于各种奖项和名号的视域，而应积极发现和挖掘优秀的文艺作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人文环境。只有在这种环境里，优秀的文艺作品才有可能大量涌现。而文艺经典才会在这些优秀的文艺作品中诞生。
正如毛崇杰指出：“真理是烛照人生、驱散黑暗的火把。一个个人，不选择真理作为最高价值，就失去了与种种假恶丑作斗争的思想武器和人格力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是以真理而是以金钱和权力为动力，就没有可能引领全体人民战胜各种腐败，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文艺批评家只有追求真理，才能在前人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前进，才能在捍卫优秀文艺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才能形成进步的合力，而不是形成宗派小圈子，并在相互吹捧中遮蔽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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