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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团生涯，最好也不过是在夏令营和劳动营之间。乐手们像古拉格群岛上的劳力般听从指挥从远处发来的有时颇为残忍的号令，无止境地重复无意义的作业。当然也有恐惧之时，担心自己弱点暴露或遭到背叛。隔壁的乐手若是偶然听到你的错音，就可能会摧毁你作为音乐家的自信，甚至导致解雇走人。
至于心理安慰，可以说乐团是个大家庭，一人遇到艰难时日，大家都会来嘘寒问暖，送上自制蛋糕和零用补给。巡演的时候，酒吧里和床上多有趣事，坊间传闻不断。
曾有一本爆炸性的私人回忆录《丛林中的莫扎特：性、毒品和古典音乐》（Mozart?in?the?Jungle：Sex，Drugs，and?Classical?Music）揭示了残酷的现实，它从可卡因密室开始，接着一发不可收拾。布莱尔·丁达尔（Blair?Tindall）吹双簧管，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结果她在高中时便发现，若想乐团生涯顺利，就得睡学生首席和中年教授。当世事不定时，她发现要在大城市获得演出机会，无论如何都得“搞定”几个常任乐手。
她后来去过纽约爱乐，曾在腾施泰特、伯恩斯坦和梅塔棒下工作。她赚钱最多的一次是连续40周巡演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音乐，其间她和一位英国指挥在宾馆游泳池裸泳，后者答应邀请她参演《爱的观点》。“他因为我的床上表演雇佣了我，”丁达尔直言不讳。在百老汇用机器播放代替真人乐队之前，她每周可以赚1100美元。
毒品无处不在，可卡因、大麻、致幻剂，如果这些都不管用，还有酒精。美国交响乐团的一位美艳大提琴手居然出街卖身，为了换毒品。在被诊断出HIV阳性后，她卖掉了所有一切，只除了那把价值35万美元的泰斯托雷大提琴——她的最后一丝尊严。乐团总是有大量席位需要自由职业者，如果他/她们能够“搞定”招聘人，而得了艾滋病的人可没希望。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的俄尔浦斯室内乐团表现出了极为平等的气质。该团1987年的处女专辑封面上，丁达尔笑盈盈地站在前排。她因为睡了一位双簧管手得到了这份工作，又睡了另一位乐手以维持这份工作。她的幽会对象听上去一点儿也不好玩，她的家庭生活也并不幸福。
纽约的自由职业乐手会在99街的艾伦达区租个小公寓，这个区整日整夜响彻痛苦的练琴声。丁达尔也有过真爱，是个叫塞缪尔·桑德斯（Samuel?Sanders）的钢琴家，为帕尔曼弹伴奏，报酬却少得可怜。他最后死于先天疾病，葬礼上一个圈内名流也没有。
39岁那年，丁达尔决定放弃事业，揭开整个腐朽产业的疮疤。她的故事质朴无华，连接巧妙，得到了纽约音乐家工会前总裁比尔·莫利阿提（Bill?Moriarty）的称赞：“从没有一本书如此精确地捕捉了自由职业艺术家在职业奋斗途中的痛苦生活。”
丁达尔告诉我：“我真希望这些都是我编出来的。”她现在成了自由撰稿人，依然住在艾伦达区。她偶尔还会吹双簧管自娱自乐，但已很少参加音乐会。这个指挥家和声部首席霸占最多资源，而真正出力的人们只领可怜薪水的世界，对她而言已不再存在。
读过她的书后，我不禁忧虑，在乐团生活被各种腐化吞噬之前我们还能做什么。伦敦的情况和纽约不同，伦敦有许多乐团，新人机会更多，被敲诈的概率也就小很多。然而乐手们依然如履薄冰，乐团不遗余力遮盖家丑。
我知道一位著名乐手喜欢嫩雏，乐团对他的癖好一笑了之；还有种族主义者主导着面试。我的一个朋友去伦敦一家乐团应聘乐队首席时，居然受到肢体虐待和造谣中伤，而理由竟是要测试他的领导力。他最后得出结论，乐团生活充满了恶意，于是去一支弦乐四重奏团演奏。柏林爱乐的乐手曾收受来自唱片公司的贿赂，有一位还把小情人安排到媒体公司白领薪水。维也纳爱乐的乐手们在音乐上以道德适应性著称，当然都是以神圣艺术之名。
乐团中有一种不言自明的公理，淘气孩子的恶行总是受到同党不作证的保护，于是民法在排练厅里被悬置了。这种分离对心理健康有害无益，使得乐团与外界现实日益脱节，以至于我们好像在说两种语言。乐团喜欢假装他们是活着的艺术的一部分，但他们演奏的那些作曲家们早已入土。
他们极为重视有名无实的委任，而在外人眼中，这些委任根本毫无意义。伦敦交响乐团曾委任捷吉耶夫为“首席指挥”，而他为伦敦贡献的时间并不比其他三份工作多。伦敦爱乐曾在没有“首席指挥”库特·马祖尔到场的情况下演了整个音乐季，尽管他就在一海之隔的法国国立管弦乐团挥棒。
他们在骗谁呢？肯定不是观众。观众可不好骗，他们没有咨询任何人，就决定不再去听音乐会了。交响音乐会已经从文化人的观念地图中消失了。丁达尔的书是乐团的最后一个叫醒电话，在为时太晚之前端正行止。我们需要更多的诚实、民主，更多的观众互动，观众应该有权利选择曲目和指挥。在我看来，交响乐团如果要活过21世纪，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作者诺曼·莱布雷希特为英国著名乐评家、BBC广播三台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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