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人： 胡赳赳
新周刊：《内裤背后的十字架》这件作品你最想表达什么？
王智远：我觉得现在的艺术有太多的后现代现象，非常的轻松或者是轻，或是动漫，完全的游戏化，大部分作品不愿切入阳性主题。我这个作品正好相反。我探讨最根本的问题，灵与肉的问题。所谓灵与肉就是欲望和道德，在我们身体中矛盾，混杂在一起。我这件作品谈的是艾滋病，实际上牵扯到性爱。我用的是内裤的形式，内裤作为一个大的形式，首先就给人一个不正经的印象，任何一个正经的严肃的主题搁在内裤上来聊，就有一种不正经的感觉，我在内裤上来聊这事就比较对劲。内裤张开，十字架出来，原本内裤是藏起来的，代表污浊肮脏的东西，十字架是一个圣洁的显露的东西，我把它藏在后面。再加上机器的响声，以稍微粗暴的形式来阐述这个事情。
新周刊：我第一眼看到这件作品的感受是它带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种震撼和视觉上的刺激，包括让人感到一个艺术家生命中的力量感和想象力，那么这个作品其实也很容易让人想到与生俱来的力量，在古代的神话中也有所体现，比如无论是盘古开天辟地的那种感觉，忽然裂开了，在我们看来内裤不仅仅是和社会学有关的东西，比如说艾滋病也好，性爱也好，灵与肉也好，他甚至还包括一个艺术家对于这种生活中宗教的理解，比如说上面会有藏族的符号的出现，还有他对十字架西方宗教的这种挪用，这个东西一下就把它丰富化了。面对现实的东西也面对传统了。所以说中国语境是既具有中国传统的内容和中国现实的内容，你这个作品就体现了既有历史的东西也有现代的东西。实际上这个作品本身对我们来看就是一个怪胎，这个怪胎是一个扭曲的不是一个健全的，就是这样一个病态的扭曲的形象，摧毁了人们的视觉系统，包括他带来的机械化的声音，我觉得你的作品实际上是比较好的体现了一种本能的东西，就是还是带有原生态、爆发力和生命能量。总之，从作品里可以看出海外经历对你的影响。
王智远：我觉得我是在无意识中做的这件作品，绝对是无意识当中，这就与我在海外呆了十多年的经历有关，在国外呆十年以上，基本上把过去传统东西丢的很多了，对西方文明社会也接受了很多，他变成一个混杂体，他完全变成一个混杂体，他不清楚了。在我这个作品当中，前边好像是一个西藏佛教图像的挪用，东方的那种粗野的感觉，加上后面的十字架，使这两个不同的元素混杂在一起，也是东西方的元素完全乱在一起了，我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我了解，我也去过教堂，对自己接受的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在心里分不清是你和我，也就自然而然都混杂在一起了。我相信这次参展的很多艺术家，我们年龄都相仿，都在国外呆过十年以上有的接近二十年，对东西方文化，已经掰不开了，完全乱套了。这些形象在我内心产生一种扭曲，一种混杂体，一种尝试着脱胎换骨的那种挣扎感。
新周刊：刚到澳大利亚什么感觉？
王智远：完全迷失方向，找不着北，这是一个混乱的过程，就跟一个萝卜刚拔出来，放在一个新的土地上，完全没地方扎，甚至被晒黄了，到了1994年，才感觉到自己是谁，画了8副油画，全是中国美女，真正使我找到艺术语言是在1997年，叫做碎片式墙上雕塑，为什么叫碎片式呢？过去的传统、本国的记忆都在淡漠，新的环境、新的文化还没有完全认识，脑子里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碎片，所以就做了一批作品，只要这个图像适合我的尺寸，我就把他雕出来，通过这套作品，我寻找到一种形式，能表达此时此刻的心境，每个作品都离墙有五六公分，感觉在墙上漂着。漂浮感，移民生活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感，就是这么表达出来的。真正的内裤出现，是我自己的内裤，照抄游泳裤高低起伏的样子，这件作品很幽默，挂在任何地方都产生幽默效果，它就不该放在那个地方，卧室也好，会堂也好，办公室也好，商场也好，放错地方了，本来是在裤裆藏着，你却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非常幽默。
新周刊：西方人也觉得幽默吗？
王智远：可能受杜尚做尿盆的影响，当时杜尚也是随便拎一个尿盆，一点没动，就把它搬到了堂而皇之的美术馆。2002年之前，我一共做了16件内裤，全都挂在墙上，粉色，没有附加任何东西，到了2003年，我又把内裤尺寸加大，80x100厘米，在内裤上加了很多故事，这个阶段我一共做了15件。2005年之后，开始想把内裤放大到3x3米，我保留了内容和故事，尺寸放大，让我有来更大空间叙述更多更详细的故事，我增加了不同媒体，增加了机器可以动，增加了灯光，音乐，录像，不同的艺术媒介混在在同一个内裤中发生，极大增加表现能力，还有一个3.5x3 .7 米的大内裤，我增加了灯光音乐，反应的是一种夜总会的状态，我挪用周旋30年代老上海的歌，本身就是想打乱人们30年代和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一种时间错位。
新周刊： 你回来之后觉得中国有什么变化？
王智远：我决定回国时有一个事情特别的有意思。2001年回国呆了一两个月，晚上听广播，是一个介绍音乐的节目，他们说话的口气开始非常温柔了，谈的事情完全跟主流话语没有关系，谈谈情调、艺术美，在那个语境中，我发现柔软性回来了，就是敢说错了一个词也不用修饰了。我突然感到了一种改变，一种自我出现了，至少用自己的表达方式去说，以前我们的广播都是编排好几次。这个环境让我感到跟10年前不一样，我慢慢开始喜欢了，02年年初就回来了。
新周刊：你回来之后觉得又陌生感嘛？就是你跟这个社会没什么关系？
王智远：因为中国变化太大了，尽管大，但是他跟西方的社会制度，各方面运转体系完全不一样，你在国外呆时间长了，完全接受它的体系和生活方式了，你已经变成它的一个机器当中的部件了，你完全习惯它了，刚开始回中国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是不习惯的。因为澳大利亚是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回中国以后有些地方不习惯，首先人多，人多这点就使环境不一样，包括排队也好，上车拥挤也好，因为刚开始我是坐公交车，当时的02年的中国情况又跟今天不一样，随着住的时间一长我也慢慢的又开始适应这个环境，今天我在北京，因为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我可以选择我想去的地方，比如798，工作室，画廊，这些变化的跟西方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你想吃西餐就吃，我所去的地方，我所生活的范围，跟澳大利亚整个运转方式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不过空气可能偶尔稍微脏一点，在这碰到洋人我也可以随意聊英语。我觉得我很喜欢今天的北京，非常喜欢。
新周刊：你看到澳大利亚的艺术家们的作品更注重什么呢？
王智远：不得不说澳大利亚的整个环境太完美了，有种天堂的滋味。那里的艺术家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国家的社会基本没什么矛盾，除了孤单，除了年轻时候的心理压力，对死亡的考虑，他的社会本身没什么问题，中国就有问题，有问题就容易出现创作激情，也容易出现有意思有力量的作品。澳大利亚的艺术很丰富，但是缺少粗野的东西，缺少撞击。基本上比较平和，形式很丰富，但感情上很平和。
新周刊：你这几年也看了不少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对整个当代艺术以及他们作品有什么看法？
王智远：我们的下一辈70后和80后，因为生活环境和我们不一样，就没有这么多的社会沉重感，他们大多受电脑或者媒体的影响比较多，很多艺术家用一些新材料、新媒体，来表达他们自己理解的世界，用的材料就非常新颖，我很欣赏，第一他完全打破材料和媒体的限制，想用什么就用什么，直指问题所在，体制问题，环境问题，贫富悬殊问题，东西方文化碰撞问题，这些作品我都喜欢。另外还有新生代的一些人，他们打破任何局限，包括东西方，他们完全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中，创造一些奇异的作品，也很棒，我觉得这两块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我为什么说他们没有那些沉重的东西啊，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你非得让他们装沉重也不可能，我们这一代有，你让他忘了也不可能，装嫩？不可能，说来说去就是一种自然的状态，本来什么材料都能够用，谁说非得画油画？你不一定非要那样画，如果不想那样画而非要那样画，画来就是虚假一大片。在这一点来讲，我更喜欢打破所有的媒体界限，不一定非要画，看你用的材料是不是跟你想表达的恰如其分。就跟你想骂街一样，突然生了气了，那就骂呗，凭你的即兴，感情上来了，你能说等会儿吧，我拿油画布去，这就不对了。
新周刊：海外的生活经历对你今天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王智远：刚才我说了这种经历在思想当中有一种中西文化混杂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优点就是在西方呆过，对他有很多的了解，反衬过来看比较清楚自己是谁，从内心来讲，还是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国当代艺术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的出路在哪？我们怎么能够在全球一体化的融合当中，东西方不管社会制度和文化在有什么不同，在这种现代科技包括传媒也好，交通工具也好，都变成了一个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环境中我们该作什么，我的作品都是在这个思想背景下的一个产物，我觉得目前我做的几件作品，我的感觉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用这个作品来反映一个你想说什么，必须要记录现实，记录现实包括你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看法，包括中国进入世界大家庭中你对和对你的文化的一种思考，用你的媒介，你的视觉艺术来反映你的想法。如何反应？我认为必须要用你想要表达的最贴切的语言方式来阐述才有意义，否则的话如果只是在语言上探索，从语言到语言，我认为毫无意义，因为对于今天来讲，回顾过去发生的到现在发生的，全球什么都有，什么都发生过，什么都不新鲜，所以说，我们利用所有发生过的媒体来说我们自己的事情和感受才会有意义。
新周刊：你当时有没有考虑过跟当代中国艺术的格局建立一个关系？
王智远：没有，我觉得，我基本上在做我自己的作品时候考虑的更多的是和国际大格局在艺术上的变化发生什么关系，跟自己的前后文有什么关系，我怎么扩展它怎么开发它，我怎么用它来表现我此时的新的认识和感受，基本上我只是看别人的东西，你要说我受谁的影响，基本上都没有。
新周刊：接下来你会做什么样的东西？有创作上的计划吗？
王智远：也不好说，可能除了活动“内裤”的装置作品之外，会做几件完全三维的装置，会用一些现成品，包括改造，也是直指问题。我一般的都不做什么具体的计划，只是一个大方向，有时是随着制作会发现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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