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陈亚梅
他是的暴力美学的创始人
十几年来他用暴力的方式诠释着对现实的关注
从对自身现实的关注
到对国际政治现实的关注
再到对矿工生存状态的关注
以及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
他不断实现从自我到他者，从小我到大我的转换。
无论形式如何的变换，他用暴力手段关注现实的核心没有变
他就是不断探索，坚忍不拔的杨少斌
1991年杨少斌怀揣着对绘画的理想，一头扎进了圆明园画家村，在刚进入艺术村最初的几年里，杨少斌比较多的受到了方力钧为代表的顽世现实主义的影响，当时的他还没有探索出自己的艺术道路，创作的作品还是带有明显顽世现实主义烙印，但这些作品也并不是完全不可取，《生命不息，冲锋不止》是艺术家1993年以警察和军人为主题的作品中比较优秀的作品。作品中，警察和军人是主角，但艺术家并不是想要对这种形象加以赞扬，而是以一种反英雄主义的英雄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表现艺术家所处的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非正常”现象。警察和军人除了是一种意识型态的象征以外，更能更好的承载玩世现实主义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当然这也和艺术家本人当过警察有关，警察也是有社会的弱者对社会的一种“恶作剧式”的还击。最初，杨少斌创作的都是诸如此类与自身生存状态息息相关的顽世现实主义类型的作品。
1996年，杨少斌逐渐脱离了“顽世现实主义”这个上个世纪90年代流行艺术潮流的藩篱，逐渐探索出了自己的一套表达方法。他利用中国画的大写意技法，直接表现现实的暴力场景，表现那些扭打的人们变形的脸庞，这就是备受国际艺坛关注的“暴力美学”作品。也许和杨少斌当过警察有关，他对血腥味儿有自己的嗅觉，最初这种“暴力美学”带有明显的幽默和异化的色彩，但随着这种幽默和异化的美感逐渐褪去，一种独立的、富有暴力色彩的感觉逐渐形成。艺术家自己用“劈哩啪啦”来形容这种具有暴力色彩的画面质感。“劈哩啪啦”即是对于打架的一种形容，也是对流淌的传达，是艺术家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自我境遇的一种隐喻。他是以暴力的方式关怀这个世界，在暴力美学画面的背后，实际上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向我们揭示的是：“当你不珍惜和谐、宁静与美好，当你蓄意打破和平、放弃理性，将会发展成为一种如何严酷的后果。”
1996年到2002年的探索让杨少斌对“暴力美学”的探索到达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艺术家不可能只囿于一种形式创作作品，加之外部的社会环境也是日新月异的变化，尤其是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的相继爆发，国际形势的巨变让杨少斌看到暴力不仅体现为对于身体的攻击，也体现为对意识形态及思想的垄断和剥削。这样，2002年之后，另一个关乎人性残酷的题材进入他的视野，“我喜欢往复杂里、往内心里走。在国际政治这类作品里，画面上看不到什么实质的威胁，但仍然能感觉到心理上的压迫。人物面貌含混不清，虚构情节与现实场景穿插，它是我编一个谎话，并没有真正存在过，但却随时可能发生并且威胁着我。”这段自述应该能够表达杨少斌的“国际政治”主题创作的意图了。
除了国际政治大事件，杨少斌审视的范围还包括社会底层人文，2004年到2006年间，杨少斌和长征计划团队多次到河北等地的煤矿实地考察，并扎到纵深800米的黑暗的地底下去，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尽管矿区是杨少斌从小成长的环境，尽管他非常熟悉这样的环境存在着怎样的危险……而当杨少斌真正地来到纵深800米的井下时，他内心的震撼也是无法言喻的——那里是矿难频发的区域，环境之恶劣令杨少斌触目惊心——一种莫名的悲澜感涌上艺术家心头。“我选择了视频录像连同绘画作品来评判这个问题。我对这些处于危险中的矿工感到惊讶，什么样的生活使得他们必须这样生活？”如此沉闷的矿区生活的现实激发了杨少斌的“纵深800米”主题创作，这组作品中的极大的压抑感和负重感影响着每个观看的人，这是杨少斌作为一个艺术家对是他对现实和历史的独特批判，对“纵深800米”现实状况的无力召唤。
2006年至2008年杨少斌继续关注煤矿题材，并和长征计划团队一起继续进行360°的全方位的探索，在山西长治、朔州、大同等矿区深入生活, 此后又延伸到河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的几十个矿，主要是露天矿，超大型露天矿和三人家庭作坊般的露天小煤窑都去过，但是这个项目所关注的已经不局限于煤矿了，而是与之相连的从为矿工洗肺的疗养院到煤矿工人的临时棚户区的**，从农村的生存境遇到自然环境的变迁等等很多问题。所有的感受杨少斌都在2008年长征空间举办的展览“X-后视盲区”中得到了视觉化的体现。“X-后视盲区”展览的基调是“X”光透视中的白中黑，黑中白，是反视、是内省、是锐利的透视。“X”光是治疗疾病的医疗手段，在这里是某种警示与质疑，后视盲区是指露天煤矿的大型运输设备“小松170”，在操作上存在巨大的盲区，在这样的机器附近工作是很危险的。与“纵深800米”展览不同的是，此次艺术家的表达更为生动，更为主观化。“X-后视盲区”聚焦的是以露天煤矿为背景，跨越到北方多个省份的人文、地里和经济方式，不仅有高科技开采的现实景观，也有煤矿与景观、移民、教育、环境生态等很多人性化的情境。展览的形式多种多样，采用油画、雕塑、装置、录像、图片等多种形式来表达这一主题。
此次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个展“蓝屋”是杨少斌继长征空间举办的“X—后视盲区”个展两年之后又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展览。“蓝色的脉络贯穿了杨少斌的艺术发展的不同阶段，时隐时现，无论是、‘暴力’系列、‘国际政治’系列，还是‘煤矿’系列作品中，蓝色都是他逐步发展的关于艺术与现实关系的正负像表达。” 而“蓝屋”可以说是这一艺术语言的最有力的一次呈现，尤其集中地展示了艺术家的全球视角和思考。
杨少斌此次是以全球气候的变化为灵感，把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中展厅变成了一个充满蓝色风景和肖像的单色海洋。看起来很美，但同样是以“无形”暴力和对抗为中心。艺术家把38位领导人和普通人的肖像以及绘有无限神秘的自然风景并置在一个浓郁的蓝色空间里，给世人以警示，环境的变化使人类不得不面对很多不确定的未来。
对话杨少斌
陈亚梅：不管你的风格如何变化，对现实的感受始终贯穿在你的作品的始终，一开始的“暴力美学”系列是对自身感受的一种反应，“国际政治”系列是对世界变化的一种反应，“煤矿”系列是对中国煤矿工人生存现实的一种反应。此次在尤伦斯的展览“蓝屋”则是对现实环境的一种反应，那么你觉得关注这些现实的意义在哪里？
杨少斌：我觉得艺术家要承担表达社会现实的责任，所有的艺术创作都来自源生活。对于现实社会发生的时间，以及现实所带来的问题，艺术家要有态度。历史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很多作品都是与现实紧密联系在一块的，从西方17世纪的宗教画，到后来伦勃朗以及德国的门采儿的绘画，都是跟现实联系的非常紧密的。关注社会现实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
陈亚梅：你觉得艺术能够影响社会吗？你怎样看待艺术与社会的关系？
杨少斌：我觉得这是两部历史，现实的历史和艺术的历史是两部历史，但艺术会介入到现实的历史当中来，作品的样貌与其所处的现实历史背景是相互关照的。
陈亚梅：你的艺术创作的变化与你生活的变化有什么联系？
杨少斌：其实我创作的来源就是现实，每个阶段的现实都不一样，所以我的作品也会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每个时期的画都和时代的气息是息息相关的，从圆明园画家村到今天的创作的变化还是很大的，这也是与社会的变化同步的，思想上可能更成熟了。但从最初到现在，线索还是很清楚的。我一直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处境。无论是最初的玩世现实主义，还是红色暴力，抑或是我和长征空间一起做煤矿的项目，包括现在的“蓝色”展览的深层的东西都是现实——地震、雪灾、环境污染、核污染都会对人类造成伤害，这都是对现实的反应。我想艺术家的作品与艺术家的经历和修养都是息息相关的。对我来说，面对每次展览我都要选对方法。恰如其分的把自己的感觉、自己价值观表现出来。
陈亚梅：你的蓝色展览也有暴力的成分在里面吗？
杨少斌：很多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有人进去就说，我怎么喘不过气来，我觉得里面都是污染，有人说，我看你的画做噩梦，其实我这次是想通过一个美丽的形式将观众吸引过来，然后他们会观众作品所反映的深层的意思，
陈亚梅：你觉得你这么多年创作最大的转变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
杨少斌：我想2004年和长征计划合作是我创作的一个转折。之前我都是单纯的以绘画的形式表现暴力，自从与长征空间合作以后，我一直是以做项目的方式来做艺术。那之前我做艺术和现在做艺术不一样，之前创作艺术只要有个框架就行，因为是单纯的画画。现在不行了，创作要有形势感，作品才有意思。在一个展览当中尝试运用不同的媒介更有意思。因为你会去探索这样一个主题，用绘画是这样去表现，用装置该怎么样去表现，用录像呢，其实艺术家心理都会较劲。做艺术实际上是各种媒介在竞争，还挺有意思的。就是用各种形式去探究一个主题，体现在一个展览中。
陈亚梅：你怎样看待绘画的叙事性？叙事性在你作品中的作用是什么？
杨少斌：原来的红色的色彩和语言可能没有什么叙事成分在里面，做久了之后就有了，比如我要叙事就要有个方向就到了“国际政治”系列，那这种叙事可能是我杜撰的叙事，也可能历史上确实有过这些战争和政治阴谋，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图片放在一块一组合，它似乎给你一种感受，这个事情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还是有一种危险的国家关系，有一种价值观在画面里面。
陈亚梅：像这种叙事，与其他艺术家的同类叙事相比较可能更隐晦一点。
杨少斌：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比较好。我做国际政治的时候，拍了很多资料，正好9·11事件，但后来我都没有用，我不可能画一个大楼，我觉得那样的画画是没有意义的，表达这些内容的新闻图片有很多，用不找画家来做这个事，必须要把他转化一下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样做才比较有意义，很多画家都直接画人物，我觉得很无聊，动下脑筋，变一下，它就会产生了另外的效果，他们缺少了一个思考的层次。
陈亚梅：你理想的创作状态是什么时候呢？你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本世纪初，一直到现在的创作状态有怎样的改变？
杨少斌：不一样，有的时候是在工作室，有的时候是考察的时候，现在的创作状态就比较好，从思想和创作方法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期，90年代的时候会碰到各种困难，绘画方法的问题，绘画方向的问题，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很折磨人，现在每个展览可能也比较折磨人，但至少不会为方法和方向的问题太伤脑筋了。当然，麻烦越多，折磨人的时间越长，最后出来的东西越是好的。如果进展得太顺利了，可能自己心理都没有把握。
陈亚梅：此次展览是你首次关注环境主题的创作，这类主题的艺术创作与以往有怎样的不同？
杨少斌：我觉得倒没什么本质的不同，我每个系列的创作都是在关注现实问题，只不过关注的方向有所不同。这次的环保主题也是基于一个国际环保论坛而得到的灵感。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我第一次把一个一系列的作品用统一的蓝色表现出来，其实我是想用这种漂亮的颜色将观众吸引过来，并进入到我所要表达的环境问题当中去，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在此产生共鸣。过去也画过一些蓝色，但蓝色不是主要的部分，他只是依附在问题上，这次是蓝色和作品结合的最好的一次，也是强调蓝色本身的含义。
陈亚梅：从之前的关注社会到现在的关注环保，这样的变化是受到国际整体创作环境的影响吗？
杨少斌：这是世界整体艺术创作的趋势。不过过去也有很多艺术家关注垃圾堆，塑料袋，其实环保意识早就有。只不过是最近逐渐成为一种主流了。但这是一种趋势并不是要我们艺术家去模仿别的有成就的艺术家，我们还是对任何问题都要有自己的思考，模仿别人的作品肯定是不行的，好的艺术家都是有建设性和开拓性的。
陈亚梅：你几个阶段的作品都免不了对肖像的描述，肖像在你的艺术创作中为什么占有重要位置？
杨少斌：其实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都与身体有关，都与思想有关。我是考虑到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强度问题，肖像最能够体现这种强度和震撼力，最能够撼动人心，影像人。再一个肖像的形式感也很重要。你试想一下如果这些作品画得很正常，不是这种模糊的状态，大小比例也都和正常人一样，那样的作品会有力量吗？必须要把他放大到能看出人的大致模样，又最有冲击力才好。
陈亚梅：如果要寻根溯源，你觉得对你的绘画风格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作品或者说什么人？
杨少斌：最初的时候是受到了完事现实主义的影响，《红色暴力》系列作品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可能心理上会受到某种影响，但形式感上没有什么影响。当然我会喜欢很多艺术家。会去观察他们的切入方式，我想对我有影响的人有很多，就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肯定会接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每一次信息的接收和过滤都是一次成长的过程，所以很难说那个艺术家对我影响最大。
陈亚梅：信仰在你的作品中有着怎样的力量，能谈谈你的信仰吗？
杨少斌：我基本上没什么信仰，我的信仰就是相信个人奋斗。
陈亚梅：你觉得作为艺术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杨少斌：不就是人品吗，艺术家与一般人也没什么两样，如果说做艺术呢，艺术家首先要有超出常人的敏感，艺术家是介于疯子和正常人之间的一种思维状态。这种思维是天生的，学校就四年怎么能训练这种思维。
陈亚梅：除了艺术创作，你生活中还喜欢做什么？
杨少斌：生活中，开开车、喝酒、聊天挺好，画画已经很累了，生活中还是要学会放松。
陈亚梅：你觉得一个好的艺术品的界定是不是看它能不能够尽量大的影响人？
杨少斌：对，那当然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