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诞生之根本缘由，不是猴子们性压抑或性无聊，应该说是出于性疲倦或性无奈。为了能够在物种数量上战胜其他禽兽，那几只整日忙碌于性事的男猴子们实在太累了，百般无奈，拖着疲惫身躯来到岩石前，无所思想，涂鸦开来，偏偏就是这几只受到性奴隶待遇的种猴们，突然间开启了人类艺术史之河的最初源头。
所以，每说起艺术本义，应该是滥觞于旧、新石器时代原始人本着无为之想，目的是想让生活变得快乐有趣，而以弗洛伊德性本能、里比多之产生艺术能量学说，完全就不能解释这些奇妙极矣的好玩故事。
人类在群居杂交无有家庭，可谓是物资贫乏、样样皆缺，而惟独不缺乏的就是可以毫不吝惜的东东：荷尔蒙。
我在杂文《进化论》这样说：
世间万物有谁不劳动呢？昆虫、草木、禽兽、山峦、河流而无一例外。可谓万物皆辛劳。何以人类能从劳动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的霸主？为什么不是别的什么动物或植物呢？显然，单用一句劳动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起码是不全面，而且也是很含糊，没有真正触及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据我看来，世间万物之中，惟有人类是最不爱劳动的。若是全面而广义地看问题，人类之所以不爱劳动，不过是因为不爱某种劳动，而愿意从事另外一种劳动。具体的补充就是，无须特别看重日常生活的劳动，而是特别加强繁重淫荡的生殖劳动。完全可以说人类是以“淫荡”而发家的。但人类从来不说自己是依靠淫荡发了，而是很婉转也很艺术地说：劳动。
为了生计的劳动是生活的手段，为了淫荡的劳动是生活的目的。生活的手段改变了生态环境，生活的目的则是性情的满足；同时，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人类从淫荡之中顺手牵羊地成了世界的霸主。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前一个劳动是现代主义艺术的劳动；后一个劳动是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劳动。我始终闹不清这两个前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之所在，不过我想，既然发明了两个名词，真正的区别也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甭管什么主义，先让身体劳动起来、干起活来再说。人类就是这样辛勤地劳动着，淫荡着、生育着，终于，获得了站立起来的形象。但是，人类不仅站起来了，而且愈加地聪明。他们的聪明首先体现于“言不由衷”。这一点是其余的万物所做不到的。
我们无妨坦坦地亮出“淫荡”这张牌，此殆非坏事，亦非不光彩的发家史，而是辛勤繁殖的成果。再看看那些不曾进化的物种，即使从今而后加倍地努力地淫荡，却也悔之晚矣。绝对无望与人类相类而比肩。所以，万物之中数人类最为淫荡，应该是人类最坦诚的一句自白。
人类有了这样语言自白，才可以转化为另一个意思：当今世界，我是庄家，我通吃。
不过要承认，我至今尚未回忆起曾经在原始社会生活的相关记忆，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前世的记忆总是有所区别的，我可能想起了三百年前在静寺出家当和尚的经历，而对于新石器时代所作所为实在有些模糊，所以，我只能用猜测把一切关于原初艺术的说辞，竭力圆满，象模象样，反正是使用着想象来勾划出艺术原则。
举凡使用想象，难以严肃与正经，于是乎，我对于艺术史的阐述就在远离严肃与正经的地方开始生发，对于那些将艺术看作是祭坛，将自己看作是神甫的人，请远之，因为我没有把艺术从骨子理解为祭祀里牺牲品，想必当初，我是指自己于新石器时代就曾在洞穴里看着看着那几只性疲倦的猴子在岩壁上画了母猴子发情之际的美丽身姿。一样的，也都是很嬉皮的。
艺术严肃性发生于西方中世纪，经历了所谓中世纪宗教黑暗，人类再无可能轻松而天真烂漫地享受艺术了。虽然说是宗教黑暗渐稀渐淡，意识形态却依旧如故，形成“思维定式”之痼疾，中外皆然，少有例外。中国历史上虽无欧洲宗教式黑暗笼罩，道学影响也是深远，各种严肃性难以避免。譬如朱熹论诗，《诗集传》序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之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朱熹一番论述，咏叹千年，今人如斯，文化始终在小部分人中间传播，以保持其文化精粹性。精英文化要想得到社会大众的喧嚣，肯定不会亲自赤膊上阵，而是掩盖了广大教化的外衣。艺术是以言志矣，种种艺术，需要以观念来表达，完全忘却了那个遥远而绵长的记忆里几只猴子们，如何无意中确立了艺术原则：性疲倦和要快乐。
如果艺术需要观念与主义的大旗，以便于鼓舞，辄不能将艺术本义贯彻到底。我所谓艺术之本义即是指艺术的原初意义，便是最初予人以快乐的目的，或谓艺术乃为痛苦，也依然是为着终极意义的快乐而生发的。弄清楚这个问题就是为了理解其中奥妙，好比是思想方法与思想本身的区分，而对于艺术史而言，一只原始社会猴子在岩石上用泥料的涂鸦，含义深远，完全不亚于毕加索玩耍和渐江和尚的意境。
我知道潜藏在原始社会猴子体内与潜藏于当今艺术家体内的孤独，是一样的，绝然可以等量齐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