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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想规划属于自己的中国当代艺术史，因此我支持众多不同的艺术家。比如在台湾，我是从80年代早期的新个人主义、新表现主义艺术家开始入手，因为他们在运用现代绘画语言，回归自己的本土根源，尝试归化。由于台湾经历了漫长的日本殖民统治，在绘画语言上已经受到长达五十年的影响，因此有时间去领悟吸收。”张颂仁说。
但如果再进一步深入，又是什么从最初的本源上驱动了张颂仁，让他涉足中国艺术世界的呢？张颂仁解释说：“我年轻时，曾陷入一个两难困境。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许多香港人，特别是那些老家在广东农村的香港人，他们仍保留着较为传统的农业习俗，将祭祖等所用的各种器具随其搬入家中。因此我的很多同学家会有供着牌位的祖先神龛，随着年龄增长我还看到了其他很多习俗，比如很传统的婚礼。但是在受学校教育的时候，我强烈感受到了这种两难，那就是所有这些传统都是要摒弃的。香港大部分好学校都由基督教徒管理，而他们非常坚定地认为祖先崇拜是种迷信，而仿佛崇拜一个我们需要相信的神就不是迷信？”
张颂仁的父母不是天主教徒，不过他读的是喇沙天主教学校，在那里学习是因为其一流的英语教学，也因此可以得到更好的出国深造机会。“这类学校至今仍在香港占垄断地位，”张颂仁说，“不过我认为新教学校对本土信仰的批评更为严厉。”他补充道。
怀着内心的种种冲突，少年时期的他跟随不同的老师学习水墨画、油画以及其他艺术门类。但是如他所说，他没有绘画的自信，课堂上要求去画的作品无法打动他。作为一个悸动不安的青少年，他对表现主义很感兴趣，而对具象派油画或花鸟水墨画并不感兴趣。“对我来说，那时学习美术就像是学习图案设计，甚至不是创造性的图案设计，因此我停了下来。不过我对于美术仍很感兴趣，读了些在香港很容易找到的艺术史方面的书籍。于是，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所有我在人文学科学到的东西都为我在艺术方面的知识提供参考，或者把艺术知识作为一种途径，来思考我所学到的哲学思想。”
张颂仁在美国佛蒙特州读了一年预科学校后，到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读书，之后又返回香港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但后来我发现了很有趣的事情—香港所教的不是我想学到的那种汉学。我所感兴趣的古典学，不仅是对某个对象的分析，还要参与其中—比如学习不同风格的写作，并运用史学知识判断当今世界。对我来说，大学里的汉学研究就像是研习外国文化，这并不适合我。”张颂仁后来发现一些被他称为“真正的中国学者”的老师，比如某位著名的古典学者、印章篆刻名家或昆虫学家，他们满腹才华，却因为无法达到英语教学的要求，不能在港大任教。
“那时我已经变得反现代主义，我不愿意浪费时间在诸如五四运动之类的研究上。我希望学一些真正的经典。我以前的粤语老师开始以旧有体系为基础，教授我这方面的知识。普通话当然不是学习这些东西最合适的语言，因为这是种晚方言。如果你能说某些南方方言，如广东话、福建话，甚至上海话，你真的在汉学方面具有优势。而我的普通话是自学的，通过看电影和读字幕。”
基于他对哲学和思想史的爱好，再加上对艺术和中国古典学的热爱，张颂仁开始了他独一无二的中国艺术之旅。
自20世纪60年代以至今日，张颂仁把如下方法运用自如，“永远把艺术作为一种途径，来思考我所接受的思想，利用视觉或更有质感的体验去验证思想，或用哲学思想去推动艺术创作，对我来说都更为驾轻就熟。”他说道。
这一切把张颂仁带到了今天所在的舞台。多年来，他支持了众多艺术家，在诸多方面塑造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然而，他本人并不承认创造了这些如今众所周知的著名艺术家—曾梵志、岳敏君、冯梦波等等。他说，“这只是我个人的诠释，以我从没有真正关心的方式。我一直以来想做的是创造一个平台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想做的是中国当代艺术。这就是为什么我支持了许多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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