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梁江
中国历代帝王与中国几千年书画艺术之迀变，有着至为密切的关联。
本论题将分析历代帝王如何从国家制度、人才延揽、机构设置、趣味风尚等层面，影响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历史走向。从一新的角度，对中国书画艺术几千年来发展、延宕迁变之历史脉络作一勾勒。
夏时期的历史，多属神话传说。《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这图的具体样子究竟如何，我们已不可得知，但它既由太史执掌之，其内容当有关于国家之礼法政教。
商因夏礼。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和金文已是基本成熟的文字。郭沫若说：“中国文字到了甲骨文时代，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
汉代刘向《别录》注释《史记·殷本纪》中的“九主”时说，“凡九品，图画其形”。看来当时史官所掌之策，往往绘画古代帝王形象。而九品图画者，所起作用当然在于鉴诫。这些由史官掌管并负责展示的图画，其首要目的乃在于宣示政教，不像后世那样多着眼于赏玩品鉴，但就其形式而言，则可说是国家美术藏品之嚆矢。
“图画之妙，爰自秦汉，可得而记。降于魏晋，代不之贤”，这是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的话。
秦汉时期，以绘画为专门职业的画工日益增多。《后汉书》记载，汉代对被罗致到宫廷作画的画家己建立起一整套管理程序，官廷设“少府”，其下设置“黄门署长、画室署长、玉堂署长各一人。”“画室署长”是宦官，由其管理的画工则称为“黄门画者”或“尚方画工”。这首次出现的称谓，标志着职业画家队伍已形成，实际上是后世宫廷中设置皇家画院之嚆矢。
“图画之妙，爰自秦汉，可得而记。降于魏晋，代不之贤”，这是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的话。
秦汉时期，以绘画为专门职业的画工日益增多。《后汉书》记载，汉代对被罗致到宫廷作画的画家己建立起一整套管理程序，官廷设“少府”，其下设置“黄门署长、画室署长、玉堂署长各一人。”“画室署长”是宦官，由其管理的画工则称为“黄门画者”或“尚方画工”。这首次出现的称谓，标志着职业画家队伍已形成，实际上是后世宫廷中设置皇家画院之嚆矢。
南齐高帝萧道成，虽出身于禁军首领，但颇以擅赏鉴者自居。张彦远说他之收藏甚为挑剔，“科其尤精者，录古来名手，不以远近为次，但以优劣为差，自陆探微至范惟贤四十二人，为四十二等，二十七秩，三百四十八卷。听政之余，旦夕披玩”。所谓“科”者，分别等级是也。他接收刘宋藏品后，选择其中的精品记录之，且仅按技工优劣品评古今名画等第差别。
萧道成对书画嗜好之深，固属少见，而明确提出了这种评判的标准，分等达四十二种之细，在美术批评史上也值得书上一笔。按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叙诸家文字篇”，萧道成此书名为《名画集》，成书尚早于谢赫之作，可惜不见传于今。
梁武帝萧衍以精于文学和乐律著称，在书法上也很有造诣。他在位四十八年，三次舍身同泰寺，佛教空前之盛可以想见。萧衍的《书评》列出汉至梁之间的近三十位书家进行论评，与他精于文学和乐律的修养很有关系。在《答陶弘景书》当中，萧衍批评了颇有王羲之赝品乱人耳目，影响王书声誉的状况。他述说鉴别真伪王书的心得：“逸少书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太史箴》如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上二者已经至鉴。”
萧衍的三个儿子萧统、萧纲、萧绎在艺文方面也甚有造诣。梁元帝萧绎以著述宏富见称，且是一位丹青好手。据载，萧绎在位虽仅两三年，但藏书一项便达到十四万卷之多，内府收藏书画精品更达到了一个顶峰。萧绎执政时“侯景之乱”，一段悲剧式的宫廷收藏史。大宝二年（公元551年）原由东魏归降的大将侯景叛乱，杀了简文帝萧纲，任湘东王镇守江陵的萧绎派王僧辩、陈霸先讨灭侯景，萧绎即位称元帝。仅三年，西魏军围困江陵，萧绎见城池将破，“儒雅之道，今夜穷矣”，长叹之下，斫柱折断吴越宝剑，“乃聚名画法书及典籍二十四万卷，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几朝皇帝所集，悉数付之一炬。西魏将领于谨在劫后余烬中捡得书画四千多轴，是为仅存的九牛一毛。
隋朝公元589年灭陈，结束了三国以来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佛教复兴，浮屠大事修造，西京新都和显仁宫、仁寿宫等建筑土木大兴，有大量的壁画需绘制。画坛名家常常也是壁画高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一书中记录了隋朝参与壁画绘制的画家展子虔、郑法士等人的事略。
隋朝宫中收藏品也非常可观，《隋书》卷三十二记载杨广聚魏以来大量书迹名画，于殿后起宝楷、宝迹二台专门庋藏之，这是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置皇家收藏库。隋朝编撰了《古今艺术图》五十卷。
隋朝皇帝除以书画艺术藏品为秘玩，平时也按个人所嗜之好，命画家作画。《隋书》卷四便记隋炀帝杨广于大业八年三月（612）“见二大鸟，高丈余，皜身朱足，游泳自若。上异之，命工图写”。这段记述虽不无夸张，但已表明，隋宫廷中备有擅丹青，且长于即景写生的画工。隋的名画家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等人深为后世推重。
唐帝王好书法，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周以书为教，汉以书取士，晋置书学博士，而到了唐代，则全面采取了这些措施。按唐制度，书法为国子监六学之一，是唐设立的专门培养书法人材的最高学府。在朝廷的多个部门中还设置设书法职位，翰林院设侍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士，科举有“书科”，吏部以书选员。
唐玄宗时期“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事，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术数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技艺高而特别重用的，或授“内廷供奉”、“内教博士”之职。
唐代的帝王喜好收藏书画艺术品，太宗李世民酷爱东晋二王书迹，唐高宗李治擅书法喜收藏。李世民三个弟弟——汉王李元昌、韩王李元嘉、滕王李元婴均以工书擅画驰名于时。武则天也工书法爱收藏名迹，她临朝称制后，曾索取王方庆家藏历代书迹模写副本作内府收藏之用。
玄宗李隆基工诗善书，通音乐，亦能继承太宗家风，留意典籍书画收藏。即位之初，即派大臣整理内府所藏历代书迹，更换装裱，刻“开元”二字收藏印加钤之。因多方征集，开元、天宝年间内府之藏有所增加。
唐代贵族豪富也竞相收藏书画名迹或古籍珍物，乃至有“自号图书之府”的。在社会上，各类美术品的流通和收藏都远比前一代更活跃。
杜甫诗《夔州歌十绝句》中有语云：“忆昔咸阳都市合，山水之图张卖时”。绘画在街市张挂销售，而且卖的是山水画，看来，此时市井卖画风气已经普遍。
宋代帝王如仁宗、神宗、徽宗、高宗、光宗、宁宗等，对绘画都有兴趣，搜访名画充实内府收藏。宋代开国之初已设置宫廷画院，来自西蜀、南唐或中原的画家均汇聚画院任职。到徽宗赵佶、高宗赵构时期，宫廷画院有张择端、王希孟，韩若拙、苏汉臣，为徽宗代笔的刘益、富燮等人，他们无不以画艺精湛著称。
北宋广搜古碑帖。淳化三年(992)，命翰林侍书王著把历代名迹编纂刻成“法帖”十卷，藏于内廷秘阁，这就是有名的《淳化阁法帖》。刻帖的举措对宋朝书坛影响很大，宋代是帖学盛行，行书兴盛的时代。
北宋徽宗时一度在“书学”之中设立画学，不久，从中分出独立。大观四年(1110)，画学划归翰林图画院管理。和太学其他学科一样，画学建立了较完整的管理制度。画学分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宣和画谱》著录藏画，则分出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十门。从分科的细致化和专门化趋向中，可看到宋代绘画表现范围扩大，题材分工也更细致。
“明鉴戒，着升沈”、“成教化，助人伦”的艺术，不论其附丽于宗教也好，服务于礼教也罢，都不是单纯以观赏为目的的艺术。肇始于北宋时代的“文人画”思潮，乃是传统绘画“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产物，是传统美学思想发展变化在美术领域中的体现，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至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
和五代两宋不一样，元代不设宫廷画院。元虽设有“画局”，但职责是“掌诸殿宇藻绘之工”。
元代陶宗仪《辍耕录》记元文宗能画，在居全陵潜邸时曾亲自索纸落笔画京都万岁山草稿，令宫廷侍臣画家进一步加工。
内府的各种收藏品，均由掌管御览物品的秘书监经管。秘书监初设立于至元九年（1272），设辨验书画直长，负责对法书名画原迹的鉴辨。有元一代九十余年，前后二十余人担任过此要职。《四库全书总目》便说：“柯九思在元文宗时，为鉴画博士”。
在元代的“奎章阁学士院”辖下，尚有在“奎章阁学士院”之下设置“群玉内司”的机构，掌管宫中收藏的图书宝玩。其他的机构，尚有“画局”、“裱褙局”、“油漆局”、“销金局”等，在宫廷里负责绘画制作装裱藻绘之工。
明初洪武年间，召赵原、周位进入内府作画。沈希远以写御容获授中书舍人，陈远则赏了个文渊阁待诏，似乎对画家礼遇有加。但不久赵原以应对失旨坐法，周位亦被谗死，内府供奉盛著下场更惨，因在天界寺影壁画水母乘龙背，不称旨而弃市。严威之下，剩下的只是一种深加揣摩以迎合上意的风气。以往史家述及元季放逸画风何以在明初骤敛，无不列举上述例证。
成祖朱棣时，征天下名工于北京之奉天殿写真武神像，又于文华殿画汉文帝止辇受谏图、唐太宗纳魏徵十思疏图，这都是以图画为教化。自后宣德、成化、弘治诸朝，均征召画家侍奉内廷，一时颇称隆盛。
明代并未明确设立类如宋代翰林图画院那样的创作机构，只以仁智殿行使画院职能，对画家也无规范的授职制度，供奉内廷的画家尚有散置于武英殿、文华殿等处的，随意授给待诏、中书舍人、内供奉甚至与绘画了无关系的锦衣卫指挥、镇抚、营缮所丞之职。
明永乐年间朱棣征召天下善书人，授给中书舍人官职，值武英、文华殿缮写诏令、典册、文书等。代表书家有沈度、沈粲兄弟。沈度被皇帝称为“我朝王羲之。”
清的正统为合乎“顺民”性格规范的帖学。康熙皇帝喜受董其昌的书体，朝野上下皆尊董为书坛圭臬。乾隆帝弘历即位后，开博学鸿词科，令梁诗正等人刻《三希堂法帖》，又重刻《淳化阁帖》，为一时之盛事。乾隆认为，赵孟頫圆腴流丽的书体与“泱泱承平”的“国朝气象”更相符。
经两朝皇帝推波助澜，董、赵字体成为流行的帖学时尚。清朝科举考试规定，试卷每页十二行，每行二十字，草稿中亦须楷书。这种应用于考卷上的端正匀整的小楷字体，也就是常被人诟病的“馆阁体”。
从晚明董其昌延续，以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以及吴历、恽寿平为代表的画风，康熙乾隆时已在朝野形成普泛的影响。
清宫廷内的皇家绘画机构具备相当规模，画家人数远超以往的宫廷画院。众多传教士画家聚集内庭，朝廷的重大活动常由他们纪录描述。由于歌颂朝廷文治武功及纪实的需要，这一时期宫廷绘画特别重视现实题材和人物肖像画，融合西法精细逼真的画法备受皇帝赏识。郎世宁等来自国外的传教士画家甚得恩宠，当然，这时的所谓西洋画其实也已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中国人的欣赏习惯。
焦秉贞等一批在如意馆及南书房供职的中国画家，尝试揉入西法以加强传统技法的表现力，中西结合的方法从宫廷扩散各地乃至影响民间。清代人物肖像画的技法水准达到一个超越前代的高度，众多的帝后肖像画便是明证。
中西艺术各擅所长，相互交流影响，是清代画坛的一种独特景观。
中国书画艺术历史悠久，其创作、欣赏、鉴藏、流转，均与封建历史时段的皇家趣味紧紧连在一起。帝王喜爱书画艺术，有政治教化与个人兴趣的多种因素掺杂其中。这是一种价值取向，也是审美好尚。它通过国家体制和若干强制性、诱导性措施，一直起着主导作用。民间好尚、文士雅集和唱酬往还，实际上都受到宫廷趣味的巨大影响。中国书画艺术的历史迁变，中国的文化艺术传统，中国古代美学的价值内核，与历代帝王，与皇室趣味一直紧密相连。这是中国书画艺术迁变发展的基本历史框架。
（本文是作者出席世界美学大会时所作的专題演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