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公明有一个颇为瘮人的比喻，将读书比作磨刀，在他看来，“刀磨利了，既砍不了柴，更不敢杀人，只有在内心点燃柴薪，向敌人举起大刀”。顺着这个路子说，如果书房就是他的磨刀房的话，李公明也应该是广州城中手持利刃之人，因为他家中的书，实在太多了。
一进门，视线完全被高高堆起的书挡住，狭长的走廊两侧全是书架，中间的走道，也被几排低矮的移动书架占据。椅子上堆的也是书，客厅里没有沙发，根本没有喝茶聊天的地方，可以说，客厅完全没有客厅的模样了。如果书架上没有女主人精心买回的小布偶装饰，这屋子更像是一间资料室。
客厅勉强摆下了两张书桌：一张是李公明的，另外一张供太太李行远使用。夫妇两人都执教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书是几十年来一起积攒下来的。不过，用李行远的话说，她买的书，数量要少一点，如果这间“书房”由她来做主，“家里的书，不会多成现在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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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是一家人在书缝里生活的实例。主人尽可能地找出地方来放书，屋子里靠墙的空间，基本上被书架占据，原来的厨房也改为藏书室，被书塞得满满的，仅留出一条通道，方便取书；厨房则被移到楼上。同样酷爱读书的儿子的卧室也被他自己的书塞满，一堆书对他已成包围之势。
“书不能再多了！”李行远说，书满为患成为他们最为头疼的生活问题，但是，买书成瘾，却又刹不住车。
“我们在台湾做访问学者期间买的书，共十四箱、三百多本，今天刚刚又到了一箱。本来都是集中在一两次寄出的，却还有四箱没有到，真是揪心。”他们发现，在台湾买书，好书多，价格与国外书相比也不太贵，日治时期出版的各种台湾研究文献在内地不易见到，在台湾的小书店却可以淘到，这一点让他们很兴奋。不过，这些书怎么挤进这间已经十分拥挤的屋子呢？
实际上，这套房子是2004年为了解决书的安置问题才买的。当时，在美院的房子已经有120平方米，但还是不够用，于是买了现在的这套，由于是顶楼，附送了阁楼，面积相比过去要大了一些，谁知一搬进来就发现，还是不够用，很多书都没法开箱，只有搬到学院的工作室，分流走一批。
“我们想了各种办法，先是专门找到工厂定做了书架，隔板专门选用的是厚实木料，要能受力，书柜也比一般的要深，为的是能放下两排书。后来，我们发现，旋转楼梯上方的空间可以利用，就找来工人，动了大工程，架起了一座钢桥，一下子解决了上千本书的安置问题。”钢桥要足够稳固才行，这也是当时工程施工的要点。李公明说，当时住在美院，就有同事跟他开玩笑说，住在他的楼下，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不知道哪天天花板就被他的书给压垮了。
钢桥上也装了栏杆，栏杆和书架之间，刚好可以放得下一把椅子，找到一本书，坐下来便可以读了。由于家中的墙壁俨然已成了书墙，画实在是找不到地方可挂，只能斜靠在书架边上。
尽管屋子里书多成患，却丝毫不混乱，书一本本地摞起来，书脊大多朝向同一边，方便查找。“写东西时，要用到哪一本，也能找到，不过，有时也会买重了。”从1986年开始，他们开始编书目，至今已经有了几大本编目册；2009年开始同时输入电脑，虽然工作量大了，但也是一桩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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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收书没有受学科概念的囿限，历史、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美学以及天文、地理、物理等专业的书照收不误。每周，他都会应约为《上海书评》写一则“读书记”，可谓旁征博引，并且不少书都是新近出版物。除此之外，他也是活跃的时评作者，积极就广州河涌整治、恩宁路拆迁、BR T之争等发表言论。
李公明形容他读书的过程，就像一朵云推动着另一朵云、一颗子弹顶替另一颗子弹，互相牵连。
“书无不可读的心态，使自己走向宽容与多元。”正因如此，他买书没有僵化的原则和目标，也不在意是否是善本，到底有没有收藏价值，“有人说我是岭南藏书家，我实在不敢当，我在客观和主观上都不符合藏书家的标准。”
和其他专注于某一个领域研究的学院人不同，李公明认为自己读书，是为了行动，“大时代的读书人，即使是蜗居书室，又岂能无动于衷？”在一篇谈读书的文章中，李公明说，有些学者一辈子皓首穷经，连最基本的价值判断都解决不了，用以前的话来说，就还是“政治上的糊涂虫”；有些人只懂读书而远离了生活中的感性、本能，或以意识压抑身体、以戒律禁锢心灵，最后落得个“市场上的斯宾洛莎”。这些人都是读书不得法，把人读坏了。
在他眼中，“以读书和写作作为一种介入社会、批判现实、追求价值理性的生活方式，才是真正有立场、有意义的读书生活。”所谓的文人读书的雅致、有百万身家的藏书者的洋洋自得、商贾们的附庸风雅、只懂寻章摘句的学者们的营营苟苟、以读书为获取学位敲门砖最后奔向仕途的可怜虫，统统都只是鸡零狗碎。
李公明认为，读书就像磨刀，就像看地形，看天气，做这些事情，并不只是读书这么简单，我好像总在等待什么、密谋着什么，“有时候，我甚至会突然冒出《红岩》里那个装疯的共产党人华子良喊出的接头暗号：‘让我们迎接那个伟大的日子吧！’———读书也是一样，是为了迎接一个伟大的日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