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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亚莲总是以她一贯的神秘和特例独行的作风，给中国的美术界留下一个个的问号及惊叹号。在她的身上到底承载着怎样的使命和责任？到底她是如何在尘世间成长，却又永远地游离于人们的视线之外？陈亚莲究竟希望通过“西藏”这个特殊而又标志性的符号表达什么样的感情？
以下是艺术中国对于画家陈亚莲的专访，请她告诉我们她作品背后的故事。
艺术中国：亚莲你好。在刚刚结束的这次中国美术馆的“中国美术创作院首届院展”上有你的一组作品，你把这组参展作品定义为“破茧成蛾”。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陈亚莲：在美术馆的这次展览，本来范晶想把主题定做“凤凰涅磐”，后来我决定还是定为“破茧成蛾”。因为凤凰本身就是可以在火里重生，并不怕火，而飞蛾不一样，它碰到火很有可能会烧死，即便这样，我仍然愿意作飞蛾。我走的这条道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走过，我有可能会失败，但是我并不害怕，我宁愿做中国绘画事业的铺路石。
艺术中国：你准备在之后怎么提高和突破自己？
陈亚莲：首先，我觉得我会不断地去看国际上最顶尖的艺术作品，从其他的艺术大师身上多学一些东西。比如向最好的印象派大师学色彩，然后融合到我的画里面。其次，比如我的人物造型和我对宣纸的了解等等方面我觉得还有可以挖掘的空间，我打算继续去探索，同时我觉得我还应该向新的比较前卫的艺术去吸取营养。
艺术中国：那么你觉得成功的基础是什么？
陈亚莲：我21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绘画能力了，只是当时没有人知道。那时候，我租个300块钱一个月的小平房，还自己拉煤球呢。之所以能有今天这个位置，并不是因为年轻，我也是走了十几年才走到今天，我认为还是凭实力。
艺术中国：现在许多媒体、喜欢你画的人都在关注着你，你还要参与一些社会活动，你还有之前的时间、精力来专心画画么？你还有7个月的时间去西藏么？
陈亚莲：凡事有得有失，我真的可能现在没有七个月的时间再去西藏了，但是我可以用一年的时间沉浸在我对西藏的怀念里，而这种怀念我觉得更有意思。
艺术中国：你不觉得这是一种遗憾吗？你把西藏比作自己的家，现在你不能经常回家了，你不会想家吗？
陈亚莲：我现在也经常梦里面回到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山东矿务局那个小小的房子里，很破旧的，点个小炉子，我有时候还想我小时候为了点炉子快点，怎么去找树皮，我们班里怎么样排值日…当然，现在我们的房子已经不在那儿了，全家搬到威海，我现在在北京又有了新的单位，但是我还是不能忘记那个快乐的童年，虽然它不存在了，但是它依然留在我的心里。对于西藏来说也是同样的，我有时也会觉得遗憾，比如就很多我曾经走过的地方，很多曾经感染过我的地方，现在我不敢重新再去了，我怕在那些曾经感动过我的地方出现我不太愿意看到的现象。毕竟西藏是在我最渴望、最需要的时候，深深地牵动着我的内心。所以，我不想看到他被破坏或者是污染，我宁愿它依然是十多年前的样子。有一次对我的打击特别大，我进西藏的时候，看到藏族人朝拜，你知道，原来西藏是没有公路的，可以一直拜过去，现在中间都是马路，朝拜者拜到那儿就过不了马路，为了修公路，他们把原来的老石头换成了大理石板，原来的石头因为有很多人朝拜，磨得都光滑了，朝拜者搓下去能搓三米，而现在搓一下一米也搓不过去，袍子还破了。当然，不能说修路是不好的，只是我现在还是希望更本真的东西。
艺术中国：可以谈谈你画中的人物形象吗？
陈亚莲：比如《往事随风》这幅画里的这两个人，我在十几年前画过，当时那幅画叫做《年轮》，那时候是想反映一种沧桑感。当时这个男孩还是个小孩子，现在他长大了，成了一个帅哥，而他的奶奶已经老到连嘴唇的周围都是像十字框一样皱在一起了。重新把它拿出来画，也是想纪念我这十年的记忆更迭，我想《往事随风》是我浓缩了这十几年的艺术体验的二次提炼。
艺术中国：你用国画的技法和油画的效果来表现你的作品，二者必然存在着不协调的东西，你怎么解决的？
陈亚莲：二十一世纪首先要证明的是“这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世界”。在中国文化里，绘画艺术是一个充实和空灵的对比，油画是特别充实的，而中国画则相对空灵。众所周知，国画是不能修改的，比如画面中人物眼神里的留白，在画之前要反复斟酌很久才能把这一笔画上去。这就要求画家一定要沉浸在它的那种情绪里面不能自拔。比如我在西藏的时候，我会在一个寺院旁边看僧人转经，从太阳出来一直看到太阳落山，直到星光出来。我要看不同的光线里面他们的表情、状态的变化，看他们在不同的环境色里是一种什么感觉，然后把这些深深地记在心里。这样，在我动笔画的时候，我就已经是对这一类的人有感觉了。我现在在尝试艺术上的一个新的探索，我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非常和谐的点。这种“和谐”代表了充分的生命力，源源不断的动力，还有理性的逻辑思维模式。万物的结构纯粹是理性的，是结构型的，把理性加上情感这就是“和谐”。具体点说，我用的画纸是最薄的“净皮”，在上面画画就像做“冰雕”，绝对可以算是一个绝技——在这么薄的宣纸上喷满水、泼完墨，你试试，比卫生纸还软，一碰就碎，能在这种一碰就碎的地方做出一种强悍的力量，把最“柔”的纸和最“刚”的力量糅合在一起，这就是一种和谐。我们现在就找到一种艺术上和谐的理论体系。
艺术中国：如你所说，国画颜料因为没有遮盖性，决定了它不可修改，你怎么回避画错的问题？
陈亚莲：我的画到现在为止，失败的情况并不太多。主要原因是我画了大量的小品，我们一直在讲“近精微，至广大”，就是我们在特别精微的小的事情上能做到特别到位以后，我们做大事的时候，就没有问题了。我原来就天天画这种小画，在西藏也画，回家也画，光手可能就画了几万次。那么，我现在再到宣纸上画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问题。我从五岁就开始每天学习画画，从来没有间断过。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唱歌或者打牌，从来没有。甚至连看电影都是去学习人家的舞美、构图，大部分的时间就是从早到晚的学习再学习，看各种各样的书，看各种各样的画家资料和他们的作品。
艺术中国：你在西藏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在画画吗？
陈亚莲：不，在西藏主要是思考。我会花很长的时间去观察那里的人，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用心去感受他们。我发现大部分西藏人是通过拜佛来解决问题的，他们都会认为这是自己前世的姻缘。在西藏，我也见过实在想不开的跳江自尽的，按理说他们是绝对不能自杀的，因为他们认为人自杀以后转世会变成鱼。但是，为什么在这么强大的精神力量指引下他还是会去自尽？我在西藏大量时间就去研究这些，然后按照我想的这某一个主题、某一个面貌，集结一个特别有特点的典型人物，然后去描绘他，以此表达一种含义。
艺术中国：我想“情”这个字对于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也无论是一个藏族人，还是一个画家。你曾经画过反映亲情题材的作品么？
陈亚莲：有，《父亲》就是这个题材，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品。首先，我特别爱我的父亲，曾经在小时候认为我的父亲就是我的偶像，父亲在我小的时候就是天，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父亲的，我认为这种父女之间的感情这对于我非常重要。所以，我就画了这幅《父亲》，画面上还有两个女孩，一个年龄大一点，一个年龄小一点，本来我有一个姐姐，我就用她来隐喻父女之间一种若即若离的感情，同时又是那种特别真诚的爱。为了这个形象，我去草原上寻找五六年了。最后找到一个男人，他的微笑是那么的迷人，而他的肤色又是那么的健康，他的身型高大雄伟，而当时他的女儿也正好就在他的身边，这种我要表现的感情也许我十年都碰不到，这种不确定的因素造就了我这幅画的珍贵。所以，我是非常写实的来表达，非常珍惜的表达着。你想想，一公里平均才一个人，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氛围里就出现了恰当的环节多不容易啊。所以，当我回到北京，再画他的时候是很激动的，为了这么一张画我可能要去写生几年，回来以后那种欢乐的心情很难表达。
艺术中国：每画一幅画都要这么艰辛的寻找素材和感觉吗？
陈亚莲：这不一定，比如说《刻经》这幅作品，可能当时一直在寻找，拍了十几万张照片，都不满意，但在蓦然回首之间，竟然发现他就出现在我面前——他当时刻经发出的叮咚声让我感觉到所有的咒语从天上闪闪发光地飘到了他的手上。这不是幻想，这就是我当时眼睛里看到的，是以一种画面的形式出现在我的眼睛里面的。就是那一刻，我觉得，感觉来了。
艺术中国：你已经画了十二年的西藏题材了，准备一直画下去吗？
陈亚莲：我觉得这和挖井的道理一样，我认为这口井我才刚刚开始挖，还有更深的东西可以继续去研究，十二年根本不算什么，还只是个开始。
艺术中国：你为什么如此喜欢西藏呢？谈谈你的“西藏情节”吧。
陈亚莲：我认为西藏更客观地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城市里，我看到汽车过来首先会想到危险，这样什么艺术感觉就都没有了。而在草原上就不一样了，我可以躺在草上，闻着花香睡一会儿，做个很好的梦，我可能又梦到一些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很自然而然焕发出灵感。如果我在北京躺在一个草地上，我觉得一会儿警察就得过来问我：“你在草地上躺着干什么？不许践踏草坪你不知道吗？”。说真的，我在城市里不能很放松，我很紧张，只有在西藏的时候我才真的能特别放松。而且，我每次在西藏想起北京的时候，就觉得所有人都是忙忙碌碌的，像是热锅上的蚂蚁。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忙忙碌碌？是为了赚钱、吃饭吗？吃饭又为了什么？是为了生活吗？那生活又为了什么？我在西藏会想很多类似的奇怪的问题。
艺术中国：你第一次去西藏是什么时候？当时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去的那里？
陈亚莲：第一次去西藏是十九岁，当时是去西藏过生日，其实也是为做我的毕业创作，因为当时我决定画西藏题材。当时我是想表现哈达，现在想想还是挺幼稚的——黑暗中有一个转经桶，一个手举着，然后一个哈达像天书一样飘下来，哈达上面我还写着经文。就是这个作品，我到现在还是记忆犹新，后来我得了全班第一名，老师说：“亚莲，你脑子里面总是有一些很神秘的东西。”的确，我好像一直在寻找某种答案——为什么我眼睛里面能看到和世界不同，和真实不同的场景？难道它就不真实吗？可是它是真实在我脑子里发生的。
艺术中国：你对于西藏的感情这么深厚，在这十年间，前前后后，你在西藏最多的时候住了多久？
陈亚莲：我每年都去西藏，我去西藏就像回家一样简单。我西藏的朋友从来都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从来不会问：“你什么时候来？”我回西藏平均都在六个月以上，最短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多星期吧，最长的时候可能是七八个月。
艺术中国：如果请你用一些词汇来描绘西藏的话，你会选择“清醇”吗？还是别的什么？
陈亚莲：我想是“温暖”吧。我觉得我在西藏找到了家的感觉，找到了一种共性。他们爱的也是我爱的，我讨厌的也是他们讨厌的，我的脾气也跟他们很像，就像找到了同类的感觉。其实，云南很美，新疆也很美，中国还有很多漂亮的地方，但是我在西藏找到了回家的感觉，在那里找到了我自己。
艺术中国：你的画所传达出的含义似乎并不局限于画面本身，从你个人的主观意愿讲，你究竟想表达什么样的感情？
陈亚莲：我想把对于西藏的表现，走向一种“花园”的感觉。很多人要么觉得西藏就是那么黑的、沉重的，要么就是那么湛蓝的，总之是一种很纯粹的感觉。而我现在想把西藏表现为一种美好的符号——当我们退去记忆、退去照片、退去DV，退去所有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看不到影子，看不到黑暗，我们的眼睛里留下的只有光芒的色彩，像彩虹一样各种各样的色斑，你在闭上眼睛想的时候，是不是出现在你脑子里的是一种光明的色斑？比如，我在这里想我妈妈到底长的什么样子，我只能想起来是在想我妈妈，可是我怎么样也看不清楚她的脸，而我却能看到妈妈的爱变成一种粉色，妈妈的微笑变成像一个糖果。所以，以后我的画面里面可能一个糖果、一个酸梨就表现一种爱。
艺术中国：亚莲，你画了这么多年的画了，作为一个职业的画家，有过什么无奈吗？
陈亚莲：我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展览馆，能收留我们拿命换来的这些作品。我们也不想卖，我们想捐给国家，想让它永久地陈列，但是真的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得下我们的画。现在连去美术馆搞的展览，我还要花钱去请人来看，有些时候真想掉眼泪。我认为我们中国的艺术品一定要有个合理的价位，比如一张毕加索的画或者是梵高的画可以卖到一个多亿美金，为什么我们中国画家的画最高只能卖到七千万？就这样报纸整天还说要查税啦，要这个要那个了，把画家很多吓得不敢卖画，卖画也得偷偷的卖。又要生活，又怕税务局找麻烦，到最后影响了创作，扼杀了一批艺术家的天才。而我们最后是画给谁的呢？不是回报给社会、回报给国家吗？我们能吃什么，早上喝一碗绿豆粥，吃一点儿青菜，晚上喝一碗绿豆粥，一天就行了。我们需要奢侈的生活吗？我们就希望安安静静的有一个地方可以把我们的理想创作出来，我们愿意为国家服务。
艺术中国：提到价格，你自己的心里对于你自己画的定价是多少？
陈亚莲：一个艺术家的每一张画在他心里来说都是无价的。
艺术中国：如果现在需要你给你的作品定个价格，我们每一个艺术家很难逃脱卖画的做法。
陈亚莲：我认为重要创作起码应该在180万欧元（约合1850万元人民币）以上，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艺术中国：1850万人民币是你订价最高的作品么？
陈亚莲：不是。有一次，我一个法国朋友拿我的《空》这张作品给法国“老佛爷”的老总看，她跟那位老总说“陈亚莲”的这张画是350万欧元，因为要来法国搞展览，整个行程可能需要700多万人民币，她就说她搞这个展览可能会拿出一两张画卖，卖完了以后可能也会捐一部分钱给法国的艺术机构，可能也会捐一张自己的画给卢浮宫。我这个朋友认为我的画卖350万欧元（约合3600万元人民币）很低了，不能再低了。于是，她就跟“老佛爷”的老总报了350万欧元这个价格，而“老佛爷”的老总知道这个价格以后，也觉得很合适，可能在这样的人心里面还觉得有点便宜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