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名句，似乎也是对今天“功甫帖”纷争的写照。
作为一名热爱书法的人士，一直关注着“功甫帖”事件的发展。拍卖版《功甫帖》的拥有者刘益谦先生及其顾问们2月18日在北京举办媒体公开见面会。通过对这一见面会上的鉴定与发言意见进行分析，笔者发现不少地方与事实不符，让人疑问处也较多，现举数例，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此次为拍卖版《功甫帖》进行纸质检测的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有媒体查询香港公司注册信息发现，其全称为“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0月16日，即在《功甫帖》拍卖成交以后方成立。香港藏家林霄既是“受香港慈善机构‘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委托”，对《功甫帖》进行纸质检测的负责人，同时又疑似该机构的创办人。如此影响巨大的鉴定，却要请这一匆匆成立仅4个月的机构，原因何在？
“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有限公司的检测报告认为《功甫帖》用纸与北京故宫藏宋李建中《同年帖》、台北故宫苏轼《致知县朝奉》为同一种纸张。仔细研究检测报告，貌似科学，其实很不科学。因为这三件作品，除对《功甫帖》原件进行所谓“高科技检测”，对另两件都是仅凭转抄别人研究结论和图片就断定“一致”。如果真正比对，应将三件原件放在同一灯光、同一桌上来比对纸质、纹路、包浆等，并且还需纸质采样分析，但宋代原作能够破坏性分析吗？再则纸张的鉴定需要纸张年代样本的谱系，目前纸张判断年代主要还是靠经验。匆匆成立的“近墨堂”人员上手了几件宋代书画？有鉴别宋纸的经验吗？所谓高科技测纸，基本可以视作哗众取宠。
事实上，对于宋元及之前的书画，公认的真迹主要收藏于两岸故宫、上海博物馆、辽宁博物馆等。而对苏轼书法而言，没有争议的真迹均收藏于公立博物馆，无论是从墨迹、文献、纸质等哪一方面来说，由于有上手及研究机会，最有发言权的当然也是这些博物馆的研究人员。
二、项子京收藏印可以不敲在“墨迹本”本幅上吗？
上博专家认为按照项氏收藏习惯，不可能不在“墨迹本”本幅钤印。而藏家顾问提出：“不久前于故宫合璧的《出师颂》这一名迹项子京曾收藏过，上面亦不见项氏藏印。据以上名迹显示了一个事实，即项元汴收藏钤印不一定盖在一件藏品的本幅上，二位资深研究员的研究结果若非有意疏忽，则有失于过眼之宽博。”
不久前故宫合璧的《出师颂》为绍兴本，其收藏经历是：唐太平公主、李约、王涯鉴藏，到南宋绍兴年间被收入内府，明代归王世懋藏，清初安岐收藏，后入乾隆内府，有米友仁鉴题，称为“隋贤书”。
但不要忽略历史上还有一本《出师颂》，即“宣和本”。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对《出师颂》有详细记载：“章草书《出师颂》……流传有两本：一本有宋徽宗赵佶标题藏印，称为西晋索靖书，入清早已不存。一本则为南宋绍兴内府曾藏，有米友仁鉴题，称为‘隋贤书’……”徐邦达在文中将现已不存的宣和本如何流传至项子京手中、项氏花了多少钱买都有详述。由此可见故宫藏《出师颂》和项子京毫无关系。同样，刘先生的顾问提出的《此事帖》、《行穰帖》、《李白忆旧游诗》、《雪霁忆旧游诗》也没有依据。
公开支持《功甫帖》为真的人目前没有一位国家级文物鉴定委员会成员，而且支持者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来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明代项子京为何将藏印盖在另一张空纸的中间部位，而不是盖在“墨迹本”本幅上。而上博研究员的论证恰恰提供了证据和自己的逻辑。
三、上博专家何处说过“侧锋”？
刘益谦先生的顾问在发布会上说：“他们(上博专家)强调《功甫帖》的墨迹和苏轼风格不符，认为是以侧锋为主，线条枯燥。谢稚柳先生引用苏东坡书法就是以侧锋入笔……”
而上博专家《从法帖中双钩》一文，未发现有“侧锋”一说。原文如下：试看“墨迹本”，如两“奉”字共计十横的起止……用笔以偏锋为主。
刘先生的顾问故意把“偏锋”改成“侧锋”，再引用谢稚柳先生的书评来攻击上博专家，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令人费解。
四、“义阳世家”是真印吗？
刘益谦的顾问在发布会上强调发现所谓“义阳世家”找到出处一说，或是自欺欺人。鉴定印章虽是鉴定一件作品的旁证、辅证，但也需静心仔细，方法包括：印泥颜色、刀法风格、时代背景、技法高低等等，非简单与《印鉴》比对即可(印鉴中也不免收录伪印)，要有多年的经验积累，并在这方面要下苦功夫，也不失为鉴定的一种方法。
立轴《功甫帖》，上有钤四方半印，上博结论为伪印。论点：“世家”半印未骑到纸边(所谓左下角模糊四分之一骑缝印也未骑到纸边)。保利拍卖李雪松首先指出：由于有命纸(托纸)相隔，上博误判。这里到底是谁犯了误判的错误呢？
历史上真正的“义阳世家”是一方四字方印，当骑缝压盖于画芯与装裱绫边之上时，由于画芯与裱绫在同一平面上，印文应反映在纸张及裱绫上(目的是上锁，避免换画)，反观立轴《功甫帖》“世家”半印未能全部将半印信息沿纸边断掉。这是为什么呢？
假设一种解释：压盖印章时，底板不平，压盖时有凹陷，未将印文内容全部反映。这种解释也通，只是会不免出现在盖比较大的印章时。但“世家”一印并非很大，(近3厘米见方)如此方章压不实说不过去。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世家”半印本身就是作伪人按《安素轩拓本》仿刻的残章？残章压出印文时就只能盖出骑不到纸边的情况，因为它不是全章。反观“世家”上方的“图籍”半印，印文却完全敲到纸边，
同样，压盖“义”印时也未骑到下部纸边，和台北故宫藏徐铉《私诚帖》上的“义阳世家”藏印相比对，印文出入较大，比较刀法亦非同一人所刻。尤其“义”印，则完全是作伪者凭空所刻，“世家”有本可仿刻，而“义”印则属无本凭空所刻。作伪之人刻了两方伪印：“世家”印、“义”印。
发现“义阳世家”并不能证实彼“世家”就是此“世家”，考据虽能帮助认识作品的内涵，但前提是要鉴别依据的真伪，用伪印残印说事如何服众？如果不是故意还情有可原，有意为之则甚为不妥。
五、刘益谦先生的一位顾问在北京《功甫帖》发布会上以高居翰就《溪岸图》道歉为例，要求上海博物馆专家向高居翰学习，敢于认错，他说：“高居翰先生认为《溪岸图》是由张大千和徐悲鸿而作，后大都会结果确认高的观点错误之后，他主动地向王季迁说：‘对不起先生，我错了。’我也希望上博研究员能够像高居翰学习，敢于认错。”不知这位顾问所说的高居翰晚年道歉的证据在哪里？如果没有，那么就是公开杜撰，编造谎言。
我所知道的是，在高居翰2012年所写的《早期中国画在美国博物馆》(收录于北大出版社2012年《翰墨荟萃》一书)一文中，高居翰仍然在文中明确说：“我坚信，深深地坚信，《溪岸图》不过是近代画家、赝品制造者张大千的伪作。”
六、此次北京发布会上，萧平先生公开称徐邦达“在过眼撩路之间把翁方纲的题跋都抄在里边”，其实徐邦达在其《古书画过眼要录》所抄翁方纲对《功甫帖》的题跋乃李佐贤书画鉴影的文字，并非拍卖本《功甫帖》的翁方纲跋，如徐抄本与书画鉴影均为“元祐中”，而拍卖本《功甫帖》则是“元祐初”等，这一方面说明萧平是说假话，另一方面也说明徐邦达未必就见过原作。
苏轼的《功甫帖》是存在的，但苏富比拍卖的《功甫帖》能归于苏轼名下吗？况且， 拍卖本《功甫帖》上三段翁方纲题跋字迹已有不少学者质疑为低劣仿造。其文字与翁氏文集中收录的跋文略有差别，勉强解释为可能在抄写过程中出现笔误；但仿翁氏题跋书法的伪劣，已可以证明此苏富比版“《功甫帖》”并非翁方纲当时看到的那幅真正的《功甫帖》。
萧平原供职南京博物院，后离职。此次发布会对他的介绍却是故宫博物院特约研究员，那么，他是故宫编外人员吗？能代表故宫吗？他以这样的身份出席这一发布会知会故宫博物院吗？
七、刘益谦先生何以“选择性”只相信拍卖实战人员？
刘益谦的一位朋友春节前曾发出公开声明，透露早在刘益谦购买《功甫帖》前，曾受托转告刘益谦上博和故宫专家一致看伪的意见，但刘益谦仍坚持拍下此帖。刘益谦先生在北京发布会期间针对“为何相信苏富比的研究报告，却没想过请故宫博物院的相关专家求证”的问题表示，他“更认可从(拍卖)实战角度出发的人”，言语之间并不相信博物馆与国家级文物鉴定专家的鉴定，但他在2013年12月21日就《功甫帖》首次接受采访时的发言却有“(邀请)全球博物馆的专家对《功甫帖》的真伪问题进行研究讨论”的话，即在鉴定真假方面相信全球博物馆专家，而并未提及更相信拍卖界的实战者，这前后态度如此不同及“选择性相信”，不知原因何在？